文 | 杨灿扬(策论研究者)

　　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西瓜滞销，便通过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拓宽销路。如此合理合法的自救行为，非但未获村干部任何帮助，反而被视作负面舆情，被要求撤回求助信。

　　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直指基层干部政绩观跑偏，既背离为民服务初心，更寒了老百姓的心；呼吁基层干部，解决困难、化解民忧，才是面对民情民生的最好做法。

　　我并不想为村干部辩解。从当选那天起，他们就应明白：当村干部，不只是当家，更要担责；村干部的头衔也不是荣誉称号，而是责任契约。

　　在其位，谋其政。竞选时许诺为村民干实事、干好事，问题真来了，就不能两手一摊，说：“我权小责大，缺资源、缺权限、缺资金，我也没办法。”

　　如果什么都解决不了，那当初竞选这个职位，图的是什么？

　　因为怕被问责、怕丢官帽，本该是民意代言人，就站到群众对立面，劝人删帖吗？不感到违和吗？

　　面对瓜农的实际困难，第一时间不应该去田间地头摸清产量、品质、底价，掌握真实数据吗？

　　手里没有商超资源，不能主动对接助农栏目、电商平台吗？

　　各地如火如荼的“村官直播带货”，不会照抄作业吗？

　　协调运输车辆、开放村委会广场作临时收购点，不行吗？

　　哪怕只是帮瓜农写一份“助农求助函”递交给相关部门，也是在努力解决问题啊！

　　这些职责和能力范围内的举手之劳，为何不做？

　　还是因为它们太小了，小到出不了政绩、入不了上级的眼、垫不高晋升的台阶？

　　可村干部的账本上，若只算晋升得失，那老百姓的疾苦，又该记在哪一页？

　　诚然，若要将视民众诉求为负面舆情的板子全打到村干部身上，亦有失公允。

　　就瓜农求助被阻一事而言，必须厘清以下问题：要求撤回求助，是村干部的自主行为，还是上级的明确指令，抑或考核机制的倒逼所致？为何遇舆情则恐慌、见问责即焦虑，却偏偏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

　　种种怪象背后，恐怕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官本位”思想的交叠作祟吧？

　　不出事儿的消极政绩观，让某些干部本末倒置。在他们眼中，群众的网络诉求是不稳定因素，媒体的监督介入是找茬抹黑。他们不去评估民生损失，只计算舆情对自己考核、晋升带来的政治风险。如此，工作重心自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不敢担当的懒政思维，让某些干部推诿扯皮。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协调资源、投入资金、联合多部门，还要承担决策风险；而约谈提出问题的人，则高效得多，动动嘴即可。缺乏啃硬骨头的勇气，又无解决问题的本领，往往将小问题拖成大矛盾，努力营造的美好假象也一戳就破。

　　主仆关系的认知错位，让某些干部背离宗旨意识。他们不把自己当公仆，反视群众为被管理者。当老百姓越过他们找媒体时，他们感到失控、权威被挑战。于是，合理诉求成了添乱，正常传播成了抹黑。他们自欺欺人，也意识不到：舆情即民意，堵住舆论无异于掩耳盗铃。

　　唯上不唯下的考核导向，让某些干部脱离实际、机械执行命令。舆情预警来自上级，但是处置原则是属地管理。只要发生在你地盘上，你就得负责。上级压给乡镇，乡镇便让村干部去摆平。

　　“零舆情”考核、权责不对等、问责泛化，层层加码……迫使基层用掩盖问题的方式应付上级。为自保，部分干部奉行“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生存哲学。只要说服村民别把问题发网上，就算完成了任务。而解决问题的逻辑，早已从“为群众办实事”歪曲为“让群众闭上嘴”。

　　我们也须承认，“看得见问题、调不动资源”是基层干部面临的的两难。他们既知瓜农的难处，又扛不住问责压力。去劝删时内心或有挣扎，但在“丢官帽”与“得罪乡亲”之间，终究选了后者。

　　上述问题，发生在基层，但是根子在上层，解决则需要层层联动、上下同频。

　　对上级而言，应该把考核的重点从有无舆情转向问题是否解决。对基层而言，他们需要被赋予协调资源的权力，而不是协调删帖的任务。

　　近年来，国家反复强调要“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要求干部提升媒介素养，善待舆论、善用舆论。这是方向，更应付诸行动。因此，各级干部无需惧怕热搜。

　　舆情并非敌情，而是待解的民情；求助并非添乱，而是正当的诉求。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重点在一个“走”字上，唯有走出文件、走进田间、走向民心，基层治理才算真正找回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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