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希文（媒体人）

　　2026年7月24日，武汉中南剧场，郭德纲在饰演济公时，戏谑化改编抗战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录制片段上传网络后，引发举报。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通报，“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

　　无独有偶。

　　前几日，著名歌唱家刘欢去世，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演唱刘欢代表作《弯弯的月亮》缅怀。有网友、媒体提出疑问，该行为是否属于擅自变更演出节目、是否应当处罚？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通报，“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我们来看下现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

　　第十六条　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演出名称、演出举办单位和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

　　　　(二)演出时间、地点、场次；

　　　　(三)节目及其视听资料。

　　　　营业性演出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所列事项的，应当分别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重新报批。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以国务院令发布。但第16条在我看来比较模糊，作为一个成年公民，我并不能从该条例中判断出，郭德纲、那英演出是否违反了规定，应该如何处罚，网友和媒体也搞不清楚。

　　文旅部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制定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持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向文化主管部门提交符合《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文件。

　　该细则属于部门规章，也没有对条例进一步明确。

　　在文旅部官方业务申报平台、营业性演出线上审批唯一官方入口网站上，有一份《内地营业性演出办事指南》。

　　该指南是文旅部在一网通办平台上对外公示的办事说明，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不属于正式印发规范性文件。在第七条申请材料中，提出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要求：

　　演出节目单及与节目单对应的视听资料：歌曲类节目应当提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唱歌曲应提交中外文对照歌词；舞蹈、杂技类节目应当提供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当提交剧本；乐曲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

　　按照我的理解，所有表演都要提前提交，包括与观众的互动，因为这属于表演的一部。如果只要“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就不算，那岂不是，只要每首歌留下一两句词不唱，就不算违规了？

　　现实情况是，该法条的模糊性，导致选择性执法发生。那英的演唱，在成都没有被处罚，在武汉，就说不准了。

　　法治区别于人治很重要的一点是：法律应当明确清晰，公民可以预先判断自己行为合法与否，预判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

　　如果一件事，做了之后，大部人都不能明确知道其后果，甚至连违法与否都不确定，该法条的意义在哪里？

　　再举个例子，9月26晚，歌手李克勤因飞机延误，出场延迟2小时。期间，导演方临时找来草根歌手侯浪救场，演唱两个小时。更换了演员，没有提前申请，我认为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当作何处理？

　　如果歌手唱错了歌词、忘词了，当作何处理？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要求细化规则、要求事后仔细审查、要求明确处罚标准。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这部条例里面，应该删除这一条。

　　现场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应该规定得如此之详细。

　　首先，提前申请无法约束现场演出内容，比如那英歌唱、侯浪救场，文化部门不可能全时对着报备节目单现场审查、立即制止。

　　其次，如果真有触犯法律、道德底线行为，有二十五、二十六条及其他法律法规来约束，提前申请依旧无法禁止这种行为。

　　既然又拦不住唱，事后也可以依据其他法条处罚，那么这个所谓的申请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1997年，国务院首次发布《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营业性演出活动经批准后，需要变更主办或者承办单位、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演出时间、地点、场次、主要节目内容等的，应当按照本章的规定另行报批。

　　后续多次修改，删除主要字眼，增加节目及其视听资料要求，将报批内容大大增加。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极大倒退。

　　在合法合规舞台上，一个歌手，应该有随意唱曲目自由；一个相声、脱口秀演员，应该有随意现挂自由；一场演奏，艺术家们应当有随意即兴演奏自由。

　　二十年前适合的条款，放到今天，不一定适合。

　　我认为，第十六条有必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