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弦乐（瑞典语、英语译者）

　　近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一档财经节目中做了如下发言：“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立刻触发了公众本就敏感的神经。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何不食肉糜”。相关视频下的评论，也充满了气愤和嘲笑。

　　原因不难理解，劳动经济学的权衡逻辑，被直接套用在上亿朝不保夕的谋生者身上，无论上下文是什么，也不管张教授的初衷和发心，仅就这段论述来说，民众的情绪不被点燃是不可能的。

　　从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看，这位教授的话的确不是信口开河，她是在做一组对比，原话是：“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或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现代劳动经济学里，“稳定保障”与“自由灵活”之间是存在权衡的。在经济学概念中，时间本身是一种资源，因此，稳定换自由与自由换保障，都是成立的。

　　然而，这一权衡本身有一前提：劳动者拥有平等的议价能力与充分的选择自由。将这种描述性的经济学假设，直接对号入座到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就算不是概念偷换，也是立场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用学术概念去讨论生存问题。

　　学术是在课堂里用模型来对比和权衡，但生存是要面对有没有选项：灵活就业的大军里，有多少是心甘情愿地选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着几千的月薪，没有完整社保，甚至没有社保。他们之所以这么选，是因为要拥抱自由？！

　　无视“别无选择”，只谈“自由”，实在是对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者最大的轻慢。在当前超过两亿的庞大群体中，网约车、外卖、快递早已被戏谑为“中年失业三件套”。人到中年，失业了，面对一家老小的生计，试问还有什么选项，还能追求哪门子的自由，有的只是不得不跨上电动车。每周六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成为无从逃脱的生存手段，这种用时间与血汗换取微薄收入的窘境，与“福利”二字实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将结构性的就业承压、平台经济对用工成本的转嫁，轻描淡写地归结为劳动者对“自由意志”的偏好，在学术上或许是冷静的，在现实面前却显得如此冷酷。

　　身处体制内、享有稳定职业保障的学者，用中立、客观的学术语言，去定义底层被迫承受的生存重压，已经不是什么不接地气的象牙塔论述了。尤其是在今天，即使不去第一线体验生活，做田野调查，通过网络也随时能看到灵活就业人员的生存压力，难不成这位教授的书斋里通的是村网？

　　“福利”放在任何语言里都是一个让人心生安全感的词汇，此时被安在挣扎求生的群体身上时，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甚至多少有些残忍。

　　真正的福利，是劳动者真正可以自由选择，就算选择所谓的灵活就业，自由职业，那身后也是有全套社会保障的。作为劳动经济学教授当然懂，但不知为何只字未提。

　　理论本身或许没问题，可能这段视频还有更多的前情和后续，但问题是它出现的时间，当下社会需要的不是用理论去美化和粉饰现实，冷冰冰的经济学理论只会给个体的痛感上撒盐。

　　如果学术的视野始终悬浮在宏大叙事的高处，不再听取现实的声音，那这些学理分析除了是纸上空谈外，必然成为民众宣泄怒气的出口。

　　自己与劳动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这位本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教授有没有好好衡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