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灿扬(策论研究者)

　　8月12日，民政部门户网站公布《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与去年同期比，结婚登记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增加5.2万对。

　　将时间轴拉长，趋势更加清晰。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1346.9万对，此后逐年下降。2019年跌破1000万对，降至927.3万对；2022年为683.5万对；2023年略有回升，为768万对；2024年再度降至610.6万对；2025年为676.3万对。

　　结婚率下降已成长期趋势。这背后，既有初婚年龄推迟的因素，也包含终身不婚比例的持续攀升。

　　于是，一个叩问时代的话题出现：随着社会发展、观念变迁，婚姻制度会走向消亡吗？

　　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先回到婚姻制度的起点，看它因何而生。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婚姻本质上是一种生育制度。社会为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必须持续产生新成员——这需要经过生物性的生殖、社会性的抚育两个阶段。婚姻家庭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宗接代、确保种族延续，而非满足个人的情感、生理需求。

　　在他看来，婚姻是保障“双系抚育”和“社会继替”的契约。男女只有通过社会认可的婚姻形式，其结合与生育才能被接纳，进而共同担负抚育孩子的责任。

　　他用“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来比喻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他指出，为确保这种结构的稳定，婚姻甚至是一种限制人们满足生物需求的方式。

　　上述观点，在他的著作《生育制度》中有系统阐述。

　　然而，支撑婚姻制度的这几重社会功能，正在被逐一瓦解。

　　经济共同体功能日益削弱。传统婚姻是生存互助契约，但如今，女性经济独立，社会化服务（外卖、家政等）大幅降低了对家庭内部分工的依赖。婚姻从生存必需变为可选项目。

　　生育垄断权逐渐丧失。过去，生育须在婚姻框架内进行；如今，多地已放开非婚生育登记，辅助生殖技术也在不断突破，婚姻对生育的垄断被彻底打破。

　　观念基础慢慢松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在年轻人中明显淡化。婚姻从人生必经阶段，转变为需要审慎评估的选项。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人们更重视个人幸福、自我实现，当婚姻无法保证幸福时，不婚或晚婚便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现实压力逐步叠加。高房价、高彩礼、高昂的育儿成本，一道道现实壁垒横亘在婚姻门前。让很多人不敢结、不想结、结不起。

　　“婚姻制度终将消亡”的判断，也非毫无依据。但我认为：婚姻制度不会消亡，只会进化。

　　我们正在经历的，并非婚姻的消亡，而是其功能与形态的转化。

　　未来的婚姻与亲密关系，将呈现出更多元的形态：

　　非婚生育与单亲家庭。 越来越多经济独立的女性，选择不结婚或离婚后独自养育子女。

　　终生同居。以同居替代婚姻，享受亲密关系但规避法律约束。吴君如与陈可辛便是典型，两人长期同居、育有一女，却从未领证。

　　开放式婚姻。在维持婚姻外壳的同时，允许双方在情感、性关系上拥有更多自由度。

　　婚姻正在从一种社会强制制度，转向个人化的民事契约。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演变是极其漫长的过程。

　　尽管挑战重重，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婚姻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以西方社会为参照，中国的婚姻制度目前仍算稳健。

　　纪录片《生活万岁》中，盲人夫妇在黑暗中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令人动容。对他们而言，婚姻是生存之必需。唯有紧密相依，方能抵御外界的严酷。这种深度依存，使二人互为孤境中的唯一光源。

　　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法律契约，升华为一种抵抗虚无的精神信仰。当外部世界遍布障碍，婚姻内部便成为温暖港湾，他们用行动昭示：在最不利的境遇中，对关系的坚守，是人类对抗无常的最高形式。

　　就此而言，婚姻仍是许多人安放情感、确证生命意义的终极载体。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真实。也有不少夫妻，婚姻虽未解体，生活却早已鸡飞狗跳。“三个女儿均非亲生”“爷爷在儿子去世后发现孙子非亲生”“男子养了22年的儿子竟非亲生”……这些极端个案虽不具普遍性，却无情地戳穿了婚姻的局限：它约束不了行为，保障不了忠诚，甚至在关键时刻，连法定权利都维护不了。

　　恩爱的盲人夫妇与鸡飞狗跳的家庭，共同告诉我们：婚姻既不是爱情的坟墓，也非生活的万能解药。婚姻制度本身，是中性且复杂的。

　　婚姻为我们提供了组建家庭、抚养后代、获得社会支持的稳定模板；同时，它也是一个高强度的测试场，将亲密关系中一切美好与不堪放大。

　　它像一个高难度的“双人项目”，最终能否完成得好，取决于搭档的选择、双方的经营。这是我们最应清楚的一点。

　　那么，婚姻制度未来将走向何方？

　　尽管其经济互助、生育垄断等功能已被大幅削弱，但在现代社会，婚姻仍提供着其他关系难以替代的保障：法律上的命运共同体、育儿的最优风险对冲机制、对抗孤独的长期契约。

　　只要人类还依赖亲情、渴望陪伴、需要安全，只要社会还需要在规范、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只要宗教赋予婚姻的神圣意义尚未被彻底消解，就必然需要一个制度来确认、保障这种长期关系。而这，就是婚姻制度不会消亡的根本原因。

　　面对结婚率下降，我们不必将其定义为危机。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体从家族、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的标志。人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可以基于真实意愿，而非外部压力来构建亲密关系。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当然，如果政策有意引导，更有效的方向或许是：降低结婚与育儿的经济成本（住房、教育、托育支持），构建包容多元家庭形态的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尊重个体选择的宽松舆论环境。简单地宣传婚育，甚至催婚催育，只会事倍功半。

　　这，是交付给时代的考题。

　　而我们自己，在看清婚姻的本质之后，要诚实地问自己：我有能力承担它带来的好与坏吗？

　　这，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人生课题。

　　没有标准答案，能够深入思考，就是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