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摘要:广东江门鹤山市潮边坑村被称作 “智利村”,村内常住人口百余人,侨居智利的乡亲达 600 多人。一代代鹤山籍侨胞远渡重洋奔赴智利,依靠亲友同乡传帮带,从外卖小店起步经营中餐馆。从业者结合当地饮食习惯改良菜品,将水煮馄饨改为油炸,食材去骨去刺,推动中餐本土化。
南美洲智利的一批中餐馆,连着广东鹤山一个叫潮边坑的小村子,当地人管它叫「智利村」。2025年的时候,这个村常住人口只有百余人,侨居智利的乡亲却有600多个。按侨界的估计,整个智利的华人大约3万,差不多一半祖籍鹤山。村里留着老屋,地球另一边开着餐馆,一家人的两头生活,隔着半个地球。
鹤山老乡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开饭店?而且,为了让智利客人愿意吃,他们连馄饨都从水煮改成了油炸。顺着这道菜往回看,能看到老一辈怎样出门,怎样让餐馆活下来,又怎样把灶台交给后来的人。
1973年,二十多岁的徐伟雄从鹤山出发,经香港、洛杉矶去了智利。他是鹤城镇人,祖辈就到过智利,到他已经是家族在智利的第五代。广东人去智利谋生,19世纪就开始了,原想赚了钱回家,后来很多人在那边娶妻生子,长久留了下来。那一趟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当时整个智利只有一千多名华人。
刚到智利那会儿,想吃口家乡点心,只能自己动手做;后来喝的茶叶,也都要从国内寄过去。这条路多年以后也还是远:2010年,潮边坑回智利的罗宝文说,从广州起飞,先到香港,中途在加拿大转机,到圣地亚哥至少要36个小时。
徐伟雄没有一下飞机就当老板。伯父在那边开餐馆,他先去打杂,经常忙到午夜,一个月拿50美元。亲人给了他一个落脚的地方,往后的活,还得自己一件件学。
干了一年,徐伟雄又去了别的餐馆。他想多学点东西,在外面再做了两年,才开出自己的小店。名字起得挺大,实际却是个做外卖的地方,店里连座位都没有。
这样的外卖店,是很多人在智利的起点。研究者算过,2010年以前在圣地亚哥开一家外卖店,大约要2万美元;中等规模、能堂食也能外卖的店,要20万美元左右。外卖店一般从中午12点开到凌晨1点,全年无休,活全是一家人自己干。
后来几十年,他陆续有了两家配独立停车场的饭店。从没有座位的外卖店走到这一步,前面那些洗洗刷刷、熬到午夜的年月,并没有白过。
但会开店,只是留在智利的一头。另一头,是家里人什么时候能跟过来。
徐伟雄离开广东时已经成家,到了智利16年后,才把家人接过去,之后又先后带去了5个亲戚。一个人在那边站住,后面的人才有了看得见的去处。
他对孩子有自己的主意:「要让儿子在祖国受教育,最起码要接受完中学教育后才能出国。」他说:「我出来是为了家族生活得能好些,我不会允许后辈忘记中国。」背井离乡37年,他只回过6次家,老家的风俗习惯却一直没忘,还专门装了卫星电视,每天看中央四台。他后来加入了智利国籍,取了个西班牙语名字,翻成中文就是「客家人」。
研究者在江门侨乡访谈过的一户人家,把这条链说得更清楚。一位女士说,她公公是家里第一个去智利的,1997年由一位亲戚带过去,那位亲戚1993年就去了;公公在这位亲戚的餐馆干了三年,自己开了店,2000年把婆婆、她丈夫和小叔子接了过去。她2002年结婚,同年跟着去了智利;2007年带上弟弟,2010年又带上哥哥,兄弟俩后来也各自带上家人。「现在我们在智利有100多人,算上近亲和远亲。」
另一位受访者出国前是个很穷的农民,2004年哥哥用工作签证带他出去,机票也是哥哥买的,上飞机时兜里只有100元人民币,那是他全部的积蓄。他在哥哥的餐馆干了三年,攒下一点钱,2007年和大女儿一起开了自己的店,亲戚们给了很大的资金支持。2008年,他把妻子接过去;2009年,又接来儿子和小女儿,一家人都在智利干活。
李红光去智利,就是父亲喊去帮忙的。
1984年,他在鹤山高中毕业,做过中医师。一年后,父亲让他去圣地亚哥的中餐馆。他原先也考虑过开中医诊所,可当地华人太少,这个念头没能往下做,于是一边学西班牙语,一边帮父亲打理饭店。
他后来回忆,当时圣地亚哥一共才7家中餐馆,基本做粤菜,生意都谈不上红火。会做家乡菜,并没有自动换来当地人的喜欢。
在他的记忆里,当时圣地亚哥的华侨华人也只有两百人左右。人少,遇到难事更显出人情。智京中华会馆1893年就成立了,百年老侨团里多是粤籍乡亲,以鹤山人最多,会馆还买了两处公墓,让客死异乡的侨胞落土为安。1990年,李红光的外公钟尚仁在智利去世,他语言不通,手头也紧,不知道丧事该怎么办;会馆免费拿出自己预购的墓地,很多素不相识的侨胞主动来帮忙,把停灵、吊唁一一安排妥当。这份雪中送炭,他一直记着。
可老乡能把厨师、店主带过来,带不来足够多的日常顾客。靠这一小群熟悉家乡菜的人,撑不开多大的市场;要把餐馆做起来,得让更多智利人愿意推门进来,吃完还想再来。这一步,家人的帮忙也替代不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李红光去了一趟美国。看过那里的中餐经营,他回来动手改菜单,改的都是客人吃的时候马上会碰到的事。
馄饨,原来下水煮,换成油炸。鱼和鸡,原来整只做,改成去刺去骨后分开做。牛肉,原来带着骨头炖,改成纯肉小炒。
这些改动不需要向客人讲一大套道理。少了挑刺、剔骨的麻烦,吃到嘴里的形状和口感更合习惯,客人就愿意再来。按李红光自己的回忆,菜单改过之后,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一间店做顺了,后来的人能学的东西也跟着变了:不光是一道菜怎么炒,还有这边的客人爱点什么、什么时候上桌合适、店里的人该怎么配合。
到2000年前后,他在智利已经有了3家中餐厅,最大的一家接近1000平方米。他也开始聘请侨胞和当地人一起参与经营。餐馆招呼的客人多了,要打交道的人也多了。
2010年前后,光圣地亚哥就有约600家中餐馆,开餐馆的华人约七成是广东人;到2016年,圣地亚哥的中餐馆已经超过一千家。这是各地华人一起做出来的生意,里头也有鹤山老乡一代代扎下的根。当年只有几家中餐馆的城市,如今有了大得多的一群食客。
2017年,智利一家报纸写到鹤山来的Jun Li一家:13年前,他们从离广州一小时车程的鹤山来到圣地亚哥,在一位早就在那儿的长辈亲戚的餐馆里干活。
而餐馆多起来之后,老板也会碰上新的关口:一家能自己盯,几家怎么管,自己老了谁来接。
潮边坑村的罗伟明,早年在美国打拼,1989年来到圣地亚哥,一口气开了4家餐馆,施工都是他自己一路盯下来的,店都在闹市中心,随便走进一家问服务员,都能找到他。2010年春节前,他已经把餐馆交给3个儿子打理,自己提前一个月回了鹤山。他说:「到了放手给儿子们打拼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陪伴87岁年迈的母亲。」还有一句:「我们始终是中国人,春节是我们最怀念的日子。」
这一家人的安排很特别。父亲在广东陪老人,三个儿子在智利忙经营,生意和亲情分在两边。他能离开灶台回老家,是因为下一代已经撑得起那几家店。回到老家的客厅里,老罗跟远方的店,靠的是一通通越洋电话。
几兄弟的成长又各有不同。罗家的三儿子在江门读完职业技术学院,中文讲得好;两个哥哥更熟练的是西班牙语,中文只会一些简单的粤语、客家话。一个家庭里,孩子在哪儿长大、在哪儿念书,已经能影响他们擅长跟谁打交道。
一代人先在远方照顾客人,下一代接着守店,前一代才能回来照顾更老的一代。
同村也一直有人接着去。叶育欢2005年去了智利,打拼了几年,和妻子肖远金一起把一家中餐厅盘活了;50出头的黎友仔,到智利十多年,也有了自己的一家中餐馆。肖远金说:「我们到智利是要做一番事业的,吃过好多苦……正是这些苦难,才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2010年春节过后,从年初九开始,潮边坑村每天都有人收拾好行李赶回智利;60多岁的罗宝文也和妻子一早起床,直奔广州白云机场。
中餐出海,听起来是个大词。落到这些家庭身上,是很小也很实在的动作:伯父让侄子先在店里落脚,父亲喊儿子过来帮忙,厨师把鸡骨头剔掉,孩子把招呼客人的话说得更顺。
馄饨从煮的变成炸的,鹤山人的餐馆也从老一辈的谋生之处,变成了后辈熟悉的生意。半个地球之外,那些灶台留得下人,靠的是家乡带出去的手艺,也靠他们愿意认真照顾另一群人的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