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日本，同一个高市内阁，一份民调说支持率只有41%，另一份却说还有59.2%。看似矛盾，却实则反映了统计方法上的正常偏差。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已累计回落约30%。

　　为什么会出现数据不同这种现象？首先是各家民调的调查方式和样本各有不同，所以呈现出的结果也不同。

　　面对这种局面，高市没有解释，而是直接宣布一项重大财税调整，从2027年4月起，要把食品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降到1%，为期两年，同时配套补贴措施，以进一步降低部分家庭的实际负担。

　　根据路透社8月5日的报道，这项政策一旦实行，每年可能造成约5万亿日元的财政减收，两年则约计10万亿日元。对于这一部分的损失，日本政府表示，计划通过重新编制预算，以非税收的财政收入等方式填补缺口，并承诺不新增赤字国债来抵消减收部分。但这种方案何其容易，可行性也未可知。

　　随之，“亡国减税”“拿国家财政来拯救自己的支持率”之类的声音比比皆是。虽然这些担忧不无没道理，但如果直接把这项政策认定成“日本经济的剖腹刀”，不免有些为时尚早了。

　　高市推减税，当然有政治自救的成分。《每日新闻》7月调查显示，她的支持率从6月的51%降到41%，不支持率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ANN同期调查的数据也是，支持率在一个月中下跌了10.9个百分点，降至49.2%。

　　民调跌成这样，任何首相都会着急。政治人物说自己完全不在乎支持率，大致相当于餐馆老板说自己完全不在乎客流量——听听就好，千万别太当真。

　　但减税也并非完全没有经济逻辑。家庭生活中，眼下最直观的不是抽象的债务率，而是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食品消费税下降，至少能迅速形成一种看得见的减负效果，不需要居民先填十几张表格，再层层审批，经过数周，或数月才能得到补助。

　　此前，日本对消费税是只加不减。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后，税率先后经历多次上调，2014年从5%升至8%，2019年又把标准税率提高到10%。每次政策性调整，伴随的是在落实前的提前性消费囤货，和因需求满足，后期的消费无力，政府再据此推行措施，刺激消费的恶性循环。

　　这次把食品税率降到1%，相当于反向操作。不过有没有效果，效果多大，最终还是得取决于商家是否能将减税真切的反映到售价中。因为商家也可能会将这一减税的利益，直接变成己方的利润。.

　　如果变成自身利润，消费者的实际获得感将打折扣。如果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即进口食品、饲料、能源和运输成本也会随之上涨，汇率这一抵消减税带来效果的因素也是需要解决的。

　　换句话说，这项政策也只是暂缓之计，不能解决根源问题。它能让家庭暂时轻松一点，却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稀少、服务业效率偏低和资本回报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因此，把高市的决定简单概括成“她只保自己的位子，不管日本死活”其实是不准确的。一个政府在生活成本快速上涨时采取临时减税，本身不是什么离谱操作；真正离谱的，是减税之后不解释财源，也不利用这两年推动后续改革。

　　所以高市准备拿这两年干什么，还有两年后要不要退出，怎么退出。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只是拿来抢救民调、拖延矛盾，那么下一任确实要接着算账；如果用这两年完成财政支出审查和社会保障改革，高市留下的也可能不是烂摊子，而是一场代价不小、却并非毫无价值的试验。

　　如果两年后物价仍高，恢复8%会被指责为打击民生；如果不恢复，财政缺口也可能就此长期化；如果改成定向补贴，又会有人因失去普遍优惠而不满。无论选哪条路，都有待解决的问题存在。

　　所以“下一任一定倒霉”是真的吗？还是得看后续的走向再进行判断为宜。

　　撰稿人：张知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