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灿扬(策论研究者)

　　8月14日，胖东来发布《胖东来郑州店招聘退伍边防军人及刑释人员提前公告》，计划为即将开业的郑州店招聘100名退伍边防军人、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

　　公告一出，随即引发热议。

　　赞同者肃然起敬，认为其主动担负社会责任，给刑满释放人员一个生存机会，是人性之光；质疑者则斥之为“道德表演”“逆向歧视”，认为其无视顾客和员工安全。

　　胖东来则在公告中表示：“基于人性的善良和美好，希望各个群体的人们都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成为文明先进生活理念的践行者和传播者……照亮更多人的生命，造福国家和社会！”

　　这不是胖东来第一次招聘刑释人员。去年，胖东来就为新乡店招聘了30名。于东来后来证实，第一批刑释人员上岗后，“没有一个离开，都稳定开心地工作和健康地生活着”。

　　从法律层面看，胖东来的做法非但无可指摘，反而是在践行法治精神。

　　《监狱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扶持和援助。

　　第二十七条强调，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第二十九条强调，国家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第三十条强调，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第三十一条强调，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可见，《就业促进法》强调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

　　据公开数据，我国每年数十万（根据不同口径，也有报道称30-50万）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再就业率却长期不足40%，近三成人因“前科”被直接拒之门外。

　　犯罪心理学中的“标签理论”，描述了这一困境：社会长期将一个人定义为“罪犯”“危险分子”时，这个标签会逐渐内化为他的自我认知。他会接受“我就是坏人”的设定，进而破罐破摔。

　　大量研究表明，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联结，是导致再犯罪的首要诱因。拒绝给刑释人员工作，他们就更可能再次犯罪；他们再犯罪，又会强化“绝不能给他们机会”的信念。

　　社会越是恐惧和排斥，就越可能亲手制造出它最恐惧的后果。这是个死循环。

　　而胖东来，在尝试打破这个循环。

　　“逆向歧视”的指控，为何不成立？

　　反对者最尖锐的质疑是：专门给刑释人员设岗位，是不是对守法公民的“逆向歧视”？

　　如果，胖东来仅因一个人犯过罪而拒绝他，恐怕才是真歧视。

　　社会学家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有再整合的机制。健康的社会，不在于排斥异己，而在于拥有包容、修复裂痕的能力。

　　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公平的正义有时需要“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者”，以补偿社会偶然因素造成的不公。当一个社会关闭了某个群体的生存通道时，专门为他们留一扇窗，不是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而是在修补旧的不平等。

　　因此，胖东来的做法，在法律和社会正义层面，均不构成歧视。

　　第一，考核要求是统一的，仅是准入而非优待。刑释人员应聘，需符合企业文化和价值要求，并未被降低标准，只是不再被一票否决。

　　第二，配额性质不同。20个名额，占招聘总量的比例极低，是既定招聘计划之外的“增量包容”，并未侵占其他普通求职者的既定岗位。

　　第三，社会学意义上的“补偿性正义”。胖东来给予特殊群体资格，是在对冲社会固有的结构性排斥，修补倾斜的天平，而非加重不平衡。

　　第四，用高福利、高尊重、高要求的环境，帮助个人实现转变。基于过往成功先例（去年招聘的刑释人员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今年进一步推进（5年以上刑期）。

　　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可以被一次犯罪定义一生？

　　古典刑罚理论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则。十九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提出：惩罚本身是恶的，只有当它能够预防犯罪时，才具有正当性。

　　二十世纪中叶，一种更人道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即恢复性司法。这种理念认为，刑罚的目的不仅是惩罚，更是修复——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犯罪者与社会的联结，最终实现人的复归。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愤怒与宽恕》中写道：“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为人的改变留下空间。如果我们将人永远钉在他最糟糕的那个行为上，我们实际上是在否认人的本质——人是会成长、会反思、会变化的。”

　　社会给刑释人员重新开始的机会，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也即，我们常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当一个人被赋予尊严和信任时，他内心“想要变好”的部分，是会被唤醒的。

　　胖东来的招聘逻辑，呼应了上述哲学立场。于东来在回应争议时说：“他们为错误付出了代价，社会应该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需正视反对者的担忧：公众安全如何保障？那些受害者家属看到这样的新闻会作何感受？

　　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这说明，在“自我救赎”这件事上，社会尚未达成共识。可正因如此，胖东来的尝试才更应被支持，而非否定。

　　他们没有回避上述风险，而是用严格考核、包容与爱的环境、管理制度来应对；他们也没有否认受害者的痛苦，而是试图在受害者的诉求与刑释人员的回归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

　　至于于东来，有人说他过于天真，甚至是道德表演；有人说他闪耀人性之光，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无论褒贬，胖东来至少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刑释人员永远得不到信任，那我们设置的监狱，究竟是为了改造，还是为了终身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