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墨白（媒体人）

　　《南方周末》今日转载了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井奎的一篇文章，讲生育率为什么会塌。

　　核心观点两句话能说清：

　　中国传统社会的生育，靠儒家文化撑着，而儒家文化是两股绳拧在一起：一股是家族延续，多子多福，祖先崇拜，养儿防老；另一股是教育崇拜，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现代化来了，第一股绳被剪断，死亡率下降，社会保障铺开，养老不再靠儿子；第二股绳变了质，从前的科举是广种薄收，生十个儿子，中一个秀才就回本；现在的考试是排位锦标赛，你的孩子必须跟所有孩子竞争，家里的钱必须砸在一个孩子身上。于是生育策略从多生，变成了精养，孩子从家里的帮手，变成了家里的奢侈品。于是生育塌方。

　　一套漂亮的解释。漂亮的解释，要过数据这一关。

　　我的疑惑很简单。

　　是的，文章中说的没错，全球生育率垫底的名单里，儒家文化圈确实扎堆——澳门0.68，香港0.73，韩国0.75，台湾0.86，新加坡0.95，倒数前五名，除了战乱中的乌克兰，清一色东亚。

　　可这份名单外面的世界，也没人及格。

　　我查了一下欧盟的生育率数字，欧盟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34，全年只出生355万个孩子，整个欧盟的水平线，从马耳他的1.01排到保加利亚的1.72，没有一国够到世代更替的2.1。

　　美国没有儒家，欧洲没有儒家，生育率怎么也在跌？

　　第二记耳光来自国内。东北三省，我国宗族传统最弱、儒家家族文化最淡的地方——闯关东移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才填起来的人口，祠堂族谱原本就稀薄，国有工厂的体制又把单位办成了家。按那套逻辑，儒家浓度越低，现代化冲过来的时候破坏力越小，生育率应该越稳。

　　数字怎么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黑龙江总和生育率0.76，吉林0.88，辽宁0.92，全国垫底的三席，正好是东北三兄弟。十年之间，东北人口少了1101万

　　全国儒家最淡的角落，交出了全国最低的生育率。如果儒家是原因，它得先过东北这一关。

　　其实，国外许多学者对这场全球性下跌早有研究成果。

　　汤普森和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变理论讲了第一层：现代化一路铺开，死亡率先降，生育率跟着降，哪个社会都躲不开。勒斯坦赫和范德卡阿在1980年代又补了第二层，叫第二次人口转变：避孕普及，个体主义兴起，女性大规模接受教育进入职场，婚姻从人生的必选项变成可选项——婚都懒得结了，孩子自然更少。这套理论解释的是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黄金。

　　传统社会的高生育，和现代社会的低生育，可能都轮不到儒家来背锅——一个要问经济为什么需要劳力，一个要问经济为什么容不下人。

　　再看韩国。这个故事几乎是为反驳量身定做的。

　　韩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0.72，全球历史最低，当时全世界都在写它的讣告。然后2024年回升到0.75，2025年进一步回到0.80，出生25.45万，同比增长6.8%，连续两年反弹。

　　驱动因素是什么？结婚对数从2022年的19.17万对，涨到2024年的22.24万对，2025年再涨到24.03万对；非婚生育占比首次突破5%。

　　而同期，韩国的教育军备竞赛一点没降温——2024年私教市场29.19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400多亿，小学生私教参与率87.7%，江南区的高中生占全国4%，却占了首尔大学新生的12%。

　　锦标赛还在打，钱还在烧，生育率却弹了。弹的变量是婚姻，不是教育。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粗糙但非常扎实的公式：东亚的低生育率，等于婚姻的崩溃，乘以婚内的一孩化。

　　生育率跌，拆开就是两件事：结婚的人少了，且结了婚的夫妻，生的也少了。

　　邦加茨1978年提出的近端决定因素模型，把生育率拆成结婚比例、避孕、流产等几道闸门——婚姻本身就是生育的第一道闸。闸都关了，研究闸后面水流得急不急，不解决主要矛盾。

　　那篇论文讲的，其实只是闸后面的事：结了婚的人，为什么少生。

　　论文没讲的这一半，或许才是主要原因。

　　中国2024年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下降20.5%，创下1980年以来的新低；十年之前，这个数字还站在1300万对以上。2025年上半年，又降了4.5%。

　　生育率是结果，婚姻是前置闸门，闸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关闭，这时候，你用哪怕最先进的模型来研究闸门后的水流也没有用处，不如去研究为什么闸门会关闭。

　　而婚姻为什么崩，答案不在文化里，在经济和社会结构里。

　　女性的位置变了。这是全世界最硬的一条规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方，结婚越晚，生育越少。经济独立之后，婚姻从必需品变成了选择题，选做题，甚至负资产：招聘时被问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升职的关键档口去休产假，回家的家务还是默认归她。社会学家麦克唐纳2000年有个著名论断：个人层面的性别公平跑得越快，家庭制度层面的性别公平跟得越慢，生育率跌得越狠——女性在职场被当作完整的人，在家庭旧脚本里被当作媳妇和母亲。于是，结婚率就塌陷了。

　　另外，我国的婚恋市场有一条默认设定：女性向上兼容。在相亲过程中，我们总能听到女性说：“男的总不能收入比我还差吧”。我不评判对错，我只看客观后果。

　　如果有大量女性在相亲时向上兼容，那么必然有大量的底层男性青年，无法找到匹配的女性。

　　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学界的主流估算，未来数以千万计的适婚男性，在数学上就注定无法成婚，他们沉淀在乡村和小城镇，成了统计表上沉默的基数。

　　当然，还有一层原因是钱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大的本钱是人力便宜，靠这个完成了原始积累，国家也想沿着这份积累往上爬，爬到产业链上游，赚高收益的那一环。

　　但到今天，这个跃迁没有完全成功，大量制造业还泡在低价内卷里：价格上不来，工资就发不高；工资上不来，收入就上不去；收入上不去，消费就不振，只能继续卷价格。一个闭环。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半个世纪前就给这个局面备好了理论：决定成家意愿的，不是收入的绝对数，是年轻人的收入预期，相对于父辈、相对于房价、相对于养一个孩子的成本的预期。

　　在当前经济趋势下，预期是谈不上的，婚姻就成了风险敞口。

　　一个不敢花钱的社会，不敢结婚，不敢生娃，非常理性，非常合理。

　　但是很奇怪，明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数据相当不错，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过得紧巴巴呢？

　　这是分配制度的问题，这是许多体制内学者不敢说的问题。

　　这些年的经济结构在哑铃化：一头是高速膨胀的高新技术产业，机器人，人工智能，风光无限；另一头是广大底层劳动者，门槛进不去，果实分不到。

　　高新技术确实进步了，但它的进入壁垒如此之高，普通劳动者基本被拦在外面。

　　数字是冷冰冰的：统计局口径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8年见顶0.491之后长期徘徊在0.46到0.47，属于差距过大的区间；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占客户总数约2.5%的金葵花及私人银行客户，掌握了约87%的零售客户资产。

　　0.5%的人握走了接近九成的存款，剩下的97.5%，对着结婚证和出生证，怎么下得了手。

　　再叠上婚恋安全、性别对立这些年的舆论恶化，结婚率不跌才怪。

　　这些是学者未必敢写、但每天都在发生的原因。

　　所以，把生育率塌方记在儒家文化的账上，我不同意。

　　至于为什么偏偏是儒家出来挨打，原因也很简单。

　　低生育率的原因无非三个方向：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

　　前两个，锋利，但是危险，很多体制内的学者不敢说。

　　第三个最舒服：批判传统既显得有深度，又绝对安全，孔子不会因为后世学者对他的批判，就从地底下爬出来打人。

　　安全的答案未必是真的答案。真的答案，藏在那些不好惹的问题里。

　　问题怎么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问题得到解答之前，必须有人敢于坦然地把这些问题摆到明面上，一起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