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冷柜里标着「阿根廷」的冻牛腱子，产自一个一百多年前比德国、法国还富的国家，可这个国家后来欠了债还不上，照经济学家的数法，前后已经九回。如今它卖到国外的牛肉，差不多六成去了中国。

　　这么能挣钱的一片草原，怎么养出了一个隔些年就还不上债的国家？这次跟大家盘一盘阿根廷这一百五十年：牛肉和粮食怎么把它送进世界前十，草原上挣来的钱又是怎么留不住的。我觉得，阿根廷的坎就出在一件事上：草原挣来的钱，一回回被拿去填城里的窟窿，每填一回，草原下一回就少挣一截。

　　这片草原上的牛，早先并不怎么值钱。冷藏以前，牧场宰了牛，值钱的主要是皮和油，肉只能腌成干肉往外卖，卖不上价。

　　1876年9月，一位叫特利耶的法国工程师，把一条旧货船改成冷藏船，装上刚宰的肉，从法国鲁昂出了海。半路在里斯本检修耽搁了很久，这一趟走了105天。船开进拉普拉塔河，官方上船查验，肉还是好的。

　　第二年，另一条冷藏船把5500只冻羊从阿根廷运到了法国。肉能漂过大洋不坏，潘帕斯草原上的牛，一下子有了一个远在欧洲的大买主。

　　冷冻肉厂一座座盖了起来，要的是好肉。牧场主从欧洲引进良种公牛，在草场上种苜蓿喂牛。英国人出钱修的铁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往草原深处铺，一战前后铺到了三万公里左右，路网排进世界前十。

　　地多得种不完，是这片草原最大的本钱。1930年以前，阿根廷农业的增长，九成多靠的是新开出来的地：再往西、往南犁一片，就多收一片。

　　拉普拉塔河边的小城贝里索，就是跟着肉厂长起来的。二十世纪初，芝加哥的两家肉业公司斯威夫特和阿穆尔先后在这儿开厂，宰牛、冷冻、装船，冻肉一船船往欧洲运。

　　到1947年，两座厂里有一万一千多名工人。有的人家，父母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孩子长大了接着进厂。

　　到1910年前后，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第八上下，比德国、法国都高。

　　那时候法国人形容谁有钱，有一句现成的话：「富得像个阿根廷人」，说的是那些在巴黎一掷千金的大牧场主。

　　可钱来得最快的那些年，也是借钱借得最凶的那些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段，伦敦的巴林兄弟银行帮着往阿根廷引进了1.4亿英镑，修铁路、修自来水，自己手里还压着一大把卖不出去的阿根廷债券。

　　钱进得太猛，物价跟着往上蹿，又碰上一季歉收和一场政变，债还不上了。1890年11月，巴林银行眼看要倒，最后是英格兰银行牵头，垫了750万英镑才把它救回来。

　　盛世里摔的这一跤，后来阿根廷一摔再摔：年景好的时候借得多，年景一坏就还不上。

　　真正的转折，出在二战以后。那几年国外抢着买粮，粮食、牛肉都卖得上好价钱。

　　1946年6月庇隆就任总统前不久，阿根廷设了一个国家贸易机构，把粮食和牛肉的出口全抓到了手里：从农场主那儿按定价收，拿到国外按国际价卖。庇隆上台以后，这个机构就成了他手里的钱袋子。

　　中间这道差价有多大？这个机构扣下的，大约是国际价的一半。打个比方，外国买家付两块钱，种麦子、养牛的人手里拿到一块上下。

　　庇隆图的是两件事：让本国的工厂开起来，让城里工人吃得饱、工资顶用。扣下来的钱就花在这上头：进口机器，办国营企业，给城里人补贴吃穿。草原挣钱，城市花钱，工厂长大，听上去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可这笔买卖，从一开头就算漏了一样：种地养牛的人，也是会算账的。只给一块钱，没人肯出两块钱的力。

　　收购价压着，种地养牛的人就少种、少养。阿根廷收割的地，从三十年代初就在往少里走，农业产量往下掉，主要就掉在这上头；这时候再把收购价一压，等于又往下踩了一脚。

　　老天也没帮忙。1949年起连着三年大旱，麦子歉收。1952年，庇隆下令磨面的时候少放麦子、掺进小米面，烤出来的面包颜色发黑，很多人不爱吃。

　　牛肉也得省着吃。那一年，政府规定每个星期五禁售牛肉，常常还要再搭一天，省下来的多拿去出口。那一年，阿根廷人吃的牛肉，一下少了将近一成。

　　工厂那头，也没长成想要的样子。关税挡着外国货，本地工厂一家家开起来，汽车厂长得尤其快，可它一直是个花外汇的大户：买机器、买零件，样样要美元。美元从哪来？还得靠草原卖牛卖粮。

　　这就绕成了一个圈：从草原抽钱去养工厂，工厂要美元，美元又得草原来挣。抽得越狠，草原挣得越少，能抽的也就越少。

　　庇隆下台以后，那个机构没几年就撤了，从草原上抽钱的路子却留了下来，出口税这些年一会儿加、一会儿减。1972年，世界头号牛肉出口国的名头，让给了澳大利亚。

　　贝里索的肉厂，也跟着往下走。阿穆尔厂六十年代末就关了门。斯威夫特厂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五千多人，后来不再宰牛、只做罐头，1983年2月关门那天，厂里只剩836人。公司说，愿意的可以去罗萨里奥的厂里接着干。

　　研究这家厂的一位学者，找过一批老工人聊。

　　罗莎在宰牛的车间干了二十来年，身上常常沾着油和血。1979年厂里劝人「自愿离职」，给的钱比法定的遣散费还少，她拿了，在自家开了间小铺子，一直干到退休。

　　贝亚特丽斯没人帮着带孩子，工资又雇不起保姆，只好离了厂，去学校当门房，又去养老院干活，熬到年限够了才领上退休金。

　　做维修的罗伯托，关门那天和妻子一起丢了工作，后来上门修水管、开车拉活、做餐饮，最后开了间自己的小店。

　　当年工会劝大家拿了遣散费存进银行，按月吃利息，「不干活也能过」。一位老工人后来说，这条路走不通：「他们没看出来，这是在把贝里索这座城、把下一代人的将来往后推。」

　　整个国家，也在差不多的路上打转：挣不够就借，借不来就印。1989年，物价一年涨了三十来倍。

　　1991年，梅内姆政府的经济部长卡瓦略定下一比索换一美元，物价总算按住了，可这套办法得靠外国的钱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撑着。

　　撑到2001年底，撑不住了。这时候在德拉鲁阿政府里又当上经济部长的，还是卡瓦略。12月1日，他下令每星期从银行取现最多250比索。

　　十年前把比索拴上美元的是他，这回把老百姓的存款拦在银行里的，也是他。

　　没过多久，阿根廷宣布停止还债，违约的主权债差不多950亿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笔。

　　取不出钱，日子还得过。到第二年3月，全国三百多万人靠以物换物过日子。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郊一位领退休金的老太太，自己动手做衣服，拿去换成积分，再拿积分换熟食、换衣服，付水管工、电工和理发的钱。

　　牛肉这头，又出了一回事。2006年3月，国内肉价连着两年往上蹿，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为了压住它，干脆下令停了牛肉出口，先停半年。后来虽然松了口，出口也得看配额，只准卖国内吃剩下的。

　　想让牛肉便宜，结果正好反过来。

　　很多牧场把牛卖了，改种大豆，不少肉类加工厂关门或停工；再赶上旱灾水灾，几年里全国少了一千多万头牛。2005年到2012年，牛肉零售价涨了四倍多，比整体物价涨得还快。

　　出口掉得更狠。2005年，阿根廷还是世界第三大牛肉出口国；到2014年，掉到了第十一，被巴西、乌拉圭、巴拉圭三个邻居甩在了后头。

　　河对岸的乌拉圭，人口还不到阿根廷的十分之一。就在阿根廷停掉牛肉出口的那一年，乌拉圭立法给每头牛挂上耳标，一头牛生在哪个牧场、在哪儿宰的都查得到，图的是让外国买家放心。

　　养牛是慢生意，一群牛攒起来要好些年，分钱的规矩却隔几年就翻一回。

　　2008年3月，接任总统的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推出浮动出口税，把大豆出口税从35%往44%上提。种地的人在公路上堵了四个来月，7月参议院投票否决，这道税随即撤了回去。今天定的，明天可能就改了，谁还敢往草原上押长线的钱？

　　2020年那一回没按时付息，就是经济学家数的第九回。又过了三年，物价一年涨了两倍多。

　　2023年底，米莱当上总统，上来就大砍开支，到第二年年底，政府花的钱砍掉了三成左右，政府账上十多年来头一回有了结余。物价总算慢了下来，2025年全年涨了三成出头。

　　这一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批准借给米莱政府200亿美元，这是阿根廷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从这家机构借的第23笔钱。

　　这两年，草原上的钱又往回流了一截。米莱说过，想把出口税一路降到零；今年5月，他的经济部长卡普托公布了时间表，大豆出口税两年多里还要一步步往下调。

　　牛肉也卖得更贵了，今年前八个月，卖到国外的牛肉比去年同期多挣了四成。

　　城里人那头，账是另一副样子。今年8月，牛肉比一年前贵了一半，比整体物价涨得快得多。

　　七十多年前，阿根廷人一年要吃93公斤牛肉；过去这一年，只吃了46公斤。一头往外卖得红火，一头自家餐桌上越吃越少。

　　阿根廷的草原，一百多年前就把这个国家养到过世界第八。

　　每一个国家产业的兴衰，都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或者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