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江西有个县,没有医科学校,没有产业配套,也没有交通优势,却把口腔诊所开进了全国1000多个县城。这个县叫都昌,在鄱阳湖边上。到2024年,都昌人在全国办起的口腔诊所和医院已经有一万多家,你常去的那间街边牙科,老板说不定就是都昌人。
早年的都昌牙匠,是挑着担子走村串巷的,一路吆喝着「镶牙齿哟、换牙齿哟」。一副担子,怎么挑出了一万多家诊所?当地的报道常把干这一行的人分成牙一代、牙二代、牙三代,这篇就一代一代讲下来。
都昌人做牙,根子比很多人想的要深。
都昌牙匠的手艺,往上能追到清朝,算下来有300多年了,当地还流传过一句话:「万千镶牙匠,皆从都昌出。」最早走出去的,是鄱阳湖边的和合乡,后来才一点点扩散到全县。
为什么是这里?都昌挨着鄱阳湖,全县的人均耕地,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光靠种地难活。和合乡又是地少人多,做手艺就成了乡里人谋生的主要出路。早年有一批打铜的匠人改了行,凭一手打铜的技艺做起了假牙。老牙匠詹昌剑说,上世纪20年代,和合乡就有人开起了镶牙店。
一门手艺换个对象接着用:打铜器的手,转过来做假牙,工具一担挑得走。这是都昌镶牙能一代代传下来的底子。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算出了一笔账:补牙比种田来钱快。消息一传开,一批又一批的和合人挑起担子出了门。
牙一代的家当,一根扁担就挑走了。
和合乡青龙村的詹昌剑,就是那时候挑担出门的。一头是镶牙的工具箱,一头是装着衣服的包袱。1985年,他头一回「跑乡」,一路去了江苏连云港。
老人77岁时还记得那几年:「那时候,这一担行李足有三四十斤,常年压在肩头,最苦的就是无处借宿,只能风餐露宿,再就是难以换洗衣物,洗过的湿衣服只能搭在扁担上,边赶路边晾晒。好在收入还算可观,一个月能有200元到300元。」
那一代牙匠,大多是这么过来的:白天在菜市场摆摊,晚上睡在车站的长椅上,用粗糙的蜡片给人取牙模,借一盏煤油灯给器械消毒。一年年熬下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人攒下了开店的本钱。
出门的人多了,就一个带一个。父亲带儿子,亲戚带亲戚。大沙镇的朱冬贵,就是被堂弟领进这一行的。
朱冬贵的前半辈子,是一个手艺换一个手艺。1971年冬天,他刚满15岁,初中毕业,父亲告诉他,家里再也凑不出一块钱的学费了,他只好停了学。1973年,17岁的他去永修学篾匠,光练破竹子就练了半个月,手掌被竹片磨破,虎口全是血印。后来进了镇上的手工业社,工钱少得可怜:1974年端午节,他用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扯了块布做新衣,剩下的钱只够买三个咸鸭蛋过节。
那年冬天他去当了兵,1978年退伍回乡,又回手工业社当了电工,一个月18块钱。后来他去武汉等地打工,也干过油漆活。
1981年春节,堂弟朱阳春回了家,给他看了一整套牙科器械,跟他说,镶牙挣的钱比卖苦力多得多,还能走遍四方。朱冬贵动了心,放下了油漆活,决定去做牙。
那年元宵节一过,他就出了门。先在武汉汉正街买齐了牙科耗材,再到蒲圻、崇阳、通城这些地方走村串户。刚开始,生意少得可怜。
他一路往南到了广西,背着装满器械的木箱,在乡间的石板路上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后来在灌阳县新圩镇租了间房子坐诊,最忙的时候一天能看四五个人,夜里还要点着煤油灯修整牙模。那年端午节,他和同伴坐下来清点收入,一共是327块6毛4。
那几年改行做牙的,不止刷过油漆的朱冬贵。都昌人刘春久原本是造船工,上世纪80年代也转行当了镶牙匠,跟他一批学徒的,还有木匠、泥工、篾匠、裁缝。这一行上手快、门槛低,有的人学了一周就出门干了。到上世纪90年代,单是和合乡出门做牙的,就超过了1000人。
这门营生能一下子带出这么多人,道理也不复杂:工具一担挑得走,门槛低,学得快,挣的又比种田多。可门槛低是把双刃剑,后面两代人花了几十年,都在补这一课。
担子能挑出门,日子却不能一直在路上过。
在外头走了几年乡,1985年下半年,朱冬贵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到了湖北宜昌,一扎就是25年。他在那里看牙看出了口碑,常有病人送他粮票,补贴家里的开销。
另一户姓熊的都昌人家,父亲早年也是挑担子跑乡,后来辗转到宜昌,开起了一家门诊,总算不再四处奔波。后来赶上修路,门诊要拆迁,一家人得另找地方。父亲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圈住的是上海。1993年,熊家搬到了上海。
跑乡的时候,靠两条腿去找人;落下门面以后,就得让人愿意再回来找你。牙看得好不好,病人下回还来不来,成了生意的命根子。朱冬贵收到的那些粮票,就是这么挣来的。
到了上海,熊家碰上的头一道坎,是规矩。
上海是大都市,对口腔门诊管得更严,对行医的要求也更高。1996年,熊家在上海的门诊请了持有正规医师证的牙医来坐诊,看牙也改成一个病人一间诊室,后来又陆续开出了新的门诊。来看牙的人,不必再和别的病人挤在一个屋里;开门诊的人,从请医生到排诊室,都得重新琢磨。
这一步不是熊家一家在走。都昌这行早年确实有过不规范的阶段,不少老牙匠没经过系统训练。后来,有人找机会去培训,有人请正规的牙医坐诊,也有人自己啃书:不少人只有初中、高中文化,却把中专、大专到本科的口腔医学书啃了个遍。
从乡下到宜昌,再到上海,看起来只是换了个地址,背后的要求却越走越高。老一辈先找到了一条谋生的路,走到后来也得认:前半程管用的经验,包办不了后半程所有的事。牙一代靠的是一副担子和一双手,牙二代要学的,是怎么把一间门诊按规矩开起来。
到了牙三代,有位父亲做了一件很硬的事。
一个姓蒋的90后,原本学设计,大学已经读到大三。他父亲却坚持要他重新参加高考,改学牙医相关的专业。读了三年的书,等于从头再来。
他后来考进了山东一所大专。到班上一看,五十多个同学,一半以上是都昌老乡。
如今蒋家,父亲、妹妹、妹夫和他,都在做口腔这一行。都昌的牙三代,不少是科班出身。手艺还是一家人的手艺,学手艺的地方,从父亲身边搬进了课堂。
大家常说祖传手艺,容易理解成祖辈怎么做,后代就原样怎么做。可真想把饭碗传下去,有时恰恰得让后代重新学。老乡能把人带到门口,门里的本领,还得各自学。那间坐着半个班都昌孩子的教室,就是这个变化最朴素的样子。从挑担子的牙一代,到请持证医生的牙二代,再到坐进课堂的牙三代,每一代人改的,都是上一代没来得及补的那一块。
一万多家诊所开在一个国家里,挤得下吗?
看牙这门生意,需要的人从来不少。2015年那次全国口腔健康大调查,查了17万多人:成年人里每天刷两次牙的只有36.1%,35到44岁的人里,查出牙龈出血的占87.4%,35岁以上的几个年龄组,牙周健康的都不到一成。大多数人的牙,多少都需要有人照看。
做的人多了,生意也一层层分开了。有人开门诊,有人专做义齿加工,有人做口腔器材和耗材的买卖。会开诊所,不等于会做假牙;会卖器材,也替不了医生看病。一个想进这一行的年轻人,可以先学做假牙,也可以先熟悉器材,不必人人都去挤一张牙椅。
和合乡近3万人里,如今有8000多人在做这一行;光是在上海,都昌人开的口腔门店就接近一千家;在北京,都昌人开的口腔医院和门诊部,也有300多家。有个都昌人上世纪90年代跟着叔叔到了北京,一干就是30多年,后来自己办起了口腔医院。
一万多家诊所,并不是把同一间小店复印了一万多次。前面有人对着病人,后面有人做假牙、供器材,还有人坐在课堂里学这门专业。一张网能容下这么多人,靠的就是这一层层的分工。
朱冬贵家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后来离开宜昌,定居在湖南岳阳。闲下来的时候,他还会编编竹篾,那是他17岁那年学的手艺。他的三个孩子没有接这门手艺,都成了工程师。
詹昌剑他们当年用过的老式牙钳和旧牙箱,如今摆进了都昌县的口腔博物馆。2025年的报道里,老人还演示了一台搁置多年的脚踏打磨机。
这门手艺传到今天,每一代往下传的,都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一个带一个:堂弟给堂哥看一套器械,一个班里坐着半个班的老乡。另一样是肯回头重新学:上海的门诊请来了持证医生,读到大三的儿子被父亲叫回去重新高考,每一代人都把上一代的手艺往前推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