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侨民在荷兰闯出薯条快餐产业

2026-11-02 16:31:50 作者:admin 阅读数:252673
  全文摘要:荷兰国民小吃炸薯条行业大量由来自浙江文成、青田的华侨经营。1998 年华人经营的荷兰薯条快餐店约 200 家,2018 年增长至约 2000 家。不少华人经营者原本从事中餐馆,受欧盟外劳用工限制,中餐大厨招人困难,而薯条店可采购半成品食材,对专业厨师依赖较低,由此出现行业转型。

  荷兰人街头最家常的那份炸薯条,很多是浙江文成、青田人炸的。1998年,华人经营的荷兰薯条快餐店大约只有200家;到2018年,已经有2000家左右,差不多占了全国这类店的四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人刚开始接手薯条店的时候,荷兰人还在嘀咕:这些人进得了薯条配蛋黄酱、炸肉肠的老荷兰小吃圈吗?二十多年过去,答案已经摆在街角了。原本开中餐馆的人,怎么卖起了荷兰人的小吃?第一站,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边上。

  1993年,一位从文成玉壶出来的老乡,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附近,买下了一家荷兰人开的薯条店。店有150平方米,摆着60个座位,算是能坐下来吃饭的快餐店了。他后来回忆,那时候一个月能做七八万荷兰盾的营业额。

  那会儿,华人开薯条店的还不多。另一位早年入行的文成老乡回忆,刚改行的时候,还有人不理解:好好的中餐不做,怎么跑去卖这个?

  要说清楚这次改行,得先看中餐馆那头碰上了什么难处。2000年前后,荷兰林堡一带,越来越多有华人背景的经营者买下薯条店,其中不少原本开中餐馆,转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厨师。一家中餐馆,菜单再厚,也得有会炒菜的师傅撑着。大厨找不到,菜就端不出来;大厨一换,味道还可能跟着变。缺厨师也有来由:上世纪80年代起,荷兰对雇用欧盟以外的人设了限制,合格的中餐厨师越来越难请,客人的嘴却越吃越刁。

  薯条店的后厨是另一种做法。薯条、汉堡、炸鸡、热狗,都能向荷兰的食品企业买半成品,冷藏、冷冻放着,客人点了再炸。用不着请专门的大厨,原料随时能订,也不用压一屋子货。一位经营者说得很实在:「传统中餐馆这些年很难做。相比之下,买一家薯条店来经营简单多了。薯条都是半成品,炸一下就行,省人工。」接店的时候,往往连装修、设备、产品和供货商一起接过来,前一个老板攒下的家底,后来的人可以接着用。

  在荷兰做餐饮的华人行业组织说得更直白:开薯条店投入更少,也不用去找越来越难找的专业厨师;而且薯条店讲究出餐快,这一点,华人在中餐外卖店里早就练出来了。

  到2008年,荷兰4700家左右的薯条店里,已经有1100到1200家是华人在经营;金融危机以后,从中餐馆转到薯条店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文成玉壶的胡家,两代人的路正好走过这一段。1979年改革开放后,胡志言跟着同乡去了荷兰,从给餐馆洗盘子、帮厨干起,一点点站稳了脚跟。1982年,他把12岁的儿子胡伟国从玉壶接到荷兰,送进当地的国际学校,让孩子先把荷兰语学会。1995年,胡伟国用多年的积蓄,加上父母帮衬,在豪达开起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餐酒楼。后来,胡伟国看准了荷兰汉堡薯条快餐的前景,在1999年、2010年和2016年,又接连开了3家汉堡薯条店。

  青田人陈胜,走的是另一条路。1991年,18岁的陈胜从青田来到荷兰,先学荷兰语,再学餐饮,在中餐馆、西餐馆和四星级酒店的餐厅里都干过,当上了大厨,还拿到了西餐厨师的文凭。2003年,他在荷兰中部的小城蒂尔开了第一家薯条店,只有55平方米。为了省钱,他只请兼职工人,大部分活都自己干,妻子除了包下全部家务,还帮着打理店面。「刚开始时每周都要工作10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并不觉得累,甚至有些兴奋。」

  一周100多个小时,摊到七天里,每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2008年,他在蒂尔开了第二家店,后来又把自己的做法拿出来,让别人加盟。到2024年底,加盟他的店已经有40多家,开遍荷兰各地;当年那家55平方米的小店,也扩到了185平方米。有一位荷兰员工,在他的第一家店里干了18年。

  亲戚之间,这门生意传得更快。一位青田老乡2016年受访时说,他和亲戚在南荷兰开的薯条店,加起来有40家。谁家要接店,前面已经做过的亲戚能帮着看一看:卖家说的好生意,自己接不接得住;设备合不合现有的人手;平日备多少货,周末添几个人。

  账也是这样一家家传开的。2016年,一位受访者说,一份薯条套餐以前卖6、7欧元,那时已经卖到10欧元左右。按2023年一篇论文的记载,在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大城市,老城区一间薯条店的月租金一般1000多欧元;楼上带住房的,要一千八九百欧元;开在新商场里的更贵,有的一个月2000多欧元。进来的华人越来越多,薯条店的转让价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了荷兰比较抢手的店铺。

  接过荷兰人的店,中国人也没忘了自己的老本行。1993年接店的那位文成老乡,把春卷、沙爹烤肉串、炒饭、炒面这些中餐馆里的熟菜,搬进了薯条店,一周七天都开门。用他的话说:「我们做生意,把中餐放进去,我当时就把中餐、沙嗲放进去。」在荷兰东部的阿纳姆,还有不少华人快餐店卖起了「薯条加火肉」。火肉是荷兰华人二战后开的中国印尼餐馆里的一道经典菜,如今跟荷兰薯条装进了同一个餐盒。

  客人走进来,还是为了一顿荷兰快餐,薯条要留着,熟悉的吃法也要留着;顺手再添一份春卷,一家人想吃的不一样,也都能在一个柜台上买齐。菜单多出来的这几行,不用说服整条街的人改口味,也用不着重开一家样样齐全的中餐馆。

  一间街角小店,开久了,就成了街坊的一部分。2015年,乌特勒支的社区报写过这样一家薯条店兼中餐外卖,开在一处十字路口,对面就是风车。店主陈先生在温州长大,在老家当过教师,上世纪90年代移民荷兰,他的妻子比他早十年到。2004年以前,他们在别处开薯条店,觉得这个路口位置更好、街坊也更有人情味,才搬了过来。他们的女儿Alice说,跟街坊之间,是同悲同喜:「谁家生了孩子,我们就送花;有人病了,我们就寄张卡片。」

  可小店的下一代,未必愿意接。陈先生问过女儿,将来要不要接手这家店。Alice另有打算,想做点跟自己中国背景有关的事,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父亲盼着她回心转意,当时,她只是偶尔来店里帮帮忙。

  也有年轻人从小就想离餐馆远一点。一位青田人在老家读完小学,1979年到了荷兰,父亲在莱顿开中餐酒楼,父母一直说要把餐馆交给他,他却只想好好读书,毕业后「打荷兰工」。大学读完电脑专业,他如愿进了一家荷兰公司做市场调查,每月收入跟中餐馆的大厨差不多。

  中餐馆这头的接班,就更难了。有一个文成家庭,父亲在代尔夫特开中餐馆,想让在当地酒店干了多年的大儿子回来接班。大儿子会做西餐,会说荷兰语和英语,中文却只能听懂一点。父亲自己也承认:「他只能帮忙,接不了中餐馆。他会说荷兰语和英语,中文只懂一点。这样的语言,跟厨房根本没法沟通。再说,大厨也会掂量他,他行,大厨才听他的。可他比大厨更在行吗?」荷兰人对中餐馆的热情,也在往下走。上世纪70年代,六成荷兰人会常去中餐馆或者叫中餐外卖;2014年,荷兰的中餐和印尼风味餐馆有近1900家,到2019年只剩1600多家。

  换成薯条店,有些条件对年轻人反倒有利。在荷兰长大的年轻人,熟悉当地语言,招呼客人、跟供货商打交道都顺手。巧的是,开了一辈子薯条店的荷兰老板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子女不一定愿意接。一边是荷兰老板想退,一边是华人家庭想接,不少薯条店就这样换了手。

  当地的供货商,也慢慢看明白了这批客户。2019年10月28日,已经是夜里10点,乌特勒支一家美食中心里还人声鼎沸,一家荷兰食品公司专门为华人快餐店经营者办了一场晚会。供货商安排了能说中文、讲方言的客户经理,订得多,折扣也给得多。一家家分散在各个街区的小店,合在一起,是一批值得好好服务的大客户。

  再往后,店主们操心的,成了怎么让人少受点累。有设备公司推出一种自动升降的炸炉,专门给缺人手、或者上了年纪的店主减轻活计,引起了不少华人店主的兴趣。还有40家华人餐饮企业的老板,趁休息日跑到埃因霍温一家科技公司,看客人怎么用手机看菜单、下单、付款,厨房怎么接单,有人当场上手学,也有人在盘算这笔钱花得值不值。2020年疫情以后,陈胜在店里放了3台送餐机器人,每台约12000欧元,在他看来,两台机器人能顶一个工人。

  从机场边那家150平方米的店,到蒂尔那间55平方米的小铺,再到街角风车对面的十字路口,文成、青田人在荷兰接下的,是一门荷兰人自己的生意。薯条还是荷兰人吃惯了的薯条,柜台后面换了一张张中国面孔,菜单上多了一份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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