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登峰

　　10 月 4 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篇亲日派财产追缴的报道，配文掷地有声：“即使要扩充人力、预算和组织，也要彻底追缴亲日派财产。必须让‘亲日就能三代富，独立运动就三代穷’这句话不再出现。”

　　一句话，把韩国社会埋了八十余年的旧账重新翻上台面。这并非一句情绪化的口号 —— 从今年 5 月国会通过新法、6 月 2 日颁布、12 月正式施行，到光复节公开宣示、本月再度加码，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器已经开动。追缴背后，是韩国政治经济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当年靠殖民红利起家的家族，至今仍站在财阀与权力的顶端。

　　时隔 16 年的 “重启”：这次哪里不一样追缴亲日派财产，韩国并非第一次做。2005 年 12 月，卢武铉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相关特别法》，2006 年 7 月成立调查委员会。四年任期内，共追回市值约 2373 亿韩元的财产，查实亲日分子占有土地多达 13 平方公里。但 2010 年 7 月委员会任期届满解散后，追缴戛然而止 —— 此后 16 年再无专门机构接手，亲日派后代得以从容变卖、转移、分散资产。

　　这一次，剧本明显不同。新法 6 月 2 日颁布、12 月正式施行，三处设计直指过去 16 年的漏洞：其一，调查机构不再设任期限制，从制度上杜绝 “换一届政府就烂尾”；其二，资产追溯无死角，即便财产已被出售、转赠、流转数手，交易所得同样纳入追缴范围；其三，建立全民举报奖励机制，把民间力量变成无处不在的 “线人”。据报道，韩国政府已依据新法，从日据时期资本家金汉奎的后代手中追回部分财产 —— 李在明转发的正是这条消息。值得注意的是，追缴的法律对象是 “亲日反民族行为者” 及其后代，既非日本政府，也非日本企业，这为韩日关系的实用主义操作保留了空间。

　　“富三代” 的财富从哪来？答案刺痛韩国社会“亲日富三代” 的说法能流传数十年，绝非空穴来风。1945 年光复后，日本殖民者遗留的 “归属财产” 规模庞大 —— 数以千计的企业、大片土地被低价甚至无偿转让给与政府关系密切者，成为战后财阀崛起的第一桶金。学界普遍认为，三星、现代、LG 等主要财阀在殖民时期便已开始发家。以三星为例，创始人李秉喆 1938 年创立三星商会，历经第二代李健熙，到第三代掌门人李在镕，家族财富一度接近韩国 GDP 的两成，“三星共和国” 之名由此而来。所谓 “富三代”，正是对这类家族世袭最直白的概括。

　　更刺痛韩国社会的，是 2015 年《韩国日报》的抽样调查：1115 名抗日有功人员及其后人中，超过 75% 收入低于韩国平均水平；而受访的亲日派后人大多生活优渥，其中 32% 是商界人士，政客、公职人员、律师等精英占比超过 14%。“抗日穷三代，韩奸掌实权”—— 这句民间谚语，是韩国阶层固化最尖锐的注脚。

　　追的是历史旧账，赌的是现实政治李在明的算盘，显然不止于历史正义。上一届政府在强征劳工、历史教科书、慰安妇等议题上对日妥协，积压了庞大的民间情绪；如今重启追缴，对内是兑现竞选承诺、巩固进步派基本盘的政治资本，对外则给韩日合作划下 “先正视历史、再谈未来” 的底线。但风险同样真实。其一，程序正义的边界：时隔 80 余年，取证艰难，“亲日” 认定标准与对善意第三方的追溯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向扩大化；其二，财阀与政经权力深度捆绑，追缴必然触动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执行阻力不可小觑；其三，日本右翼势力本就对历史议题虎视眈眈，历史问题一旦被重新点燃，可能反噬韩日经贸乃至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正如学者所言，实用主义可以管控矛盾，却无法真正化解矛盾。

　　李在明说，要让 “亲日富三代” 这句话成为历史。但财富可以追缴，记忆可以唤醒，一个社会与自身达成和解，从来不止于财产清算。这场追缴注定是一场漫长拉锯 —— 它考验的不仅是法律的执行力，更是一个国家直面历史、重建正义的勇气与分寸。#李在明：必须让“亲日富三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