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临泉有个村子叫韦小庄，一到年根底下，村里的空地上就停满了厢式货车，车身上写着四个字：「流动舞台」。这个村35户人家，组了30多个杂技队；整个临泉县，有1000多支杂技团队，一年要演10万多场。

　　临泉人怎么都练成了杂技，还开着车演遍了全国？韦小庄的韦学红，三四岁就开始练杂技，这条路，他走了半辈子。

　　在临泉，杂技不稀罕。逢年过节，许多集镇的空地上拉起围场，竖起旗杆，蹬技、顶技、走钢丝、转碟就开了场。外地人平时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节目，在这些简陋的场子里一个接一个地演，叫好声不断。

　　这门手艺，在临泉扎根很久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临泉出土过一件西汉的陶戏楼，四层里有两层塑着杂技俑。到了明末清初，临泉的杂技就已经很出名了。

　　可对韦小庄人来说，杂技最早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村志里写着：上世纪60年代，村里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分粮吃饭，地本来就少，温饱都难。村里的老艺人韦玉贤带着子孙，又把杂技班拉了起来，出门表演，换口饭吃。

　　韦学红就是在那样的年月里长大的。到2025年，57岁的他已经在外头演了半辈子，只在结婚成家那年停过一年。他回忆：「那几年，村里几乎每家都带杂技团。一个团多则十几个人，少则六七个人。多数人外出表演，留在村里务农的是少数。」

　　那时候出门演杂技，是这么个演法：到一个村子之前，先去找大队长；演完了，就在村里住一宿，大队长帮着安排住处。演出都放在晚上，一来地里的活干完了，人聚得齐；二来，「收粮食时也不会有人用『在忙，没看』作为借口打发我们」。就着煤油汽灯的光，艺人们把练了多年的本事一样样亮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团里的人两个一组，拿着袋子挨家挨户收粮食，攒多了卖掉，换成钱带在身上，再奔下一个村。

　　粮食紧张的年月，有亲戚把孩子托付给韦学红，让孩子跟着他学杂技。他不收钱，带出去演一年，回来还给徒弟们分点钱。他说，那时候地少、粮食少，留在家里干活，不如出去演杂技。直到今天，他的想法也没大变：「孩子们能学习就学习，学得不好还是练杂技。至少有口饭吃。」

　　说到底，临泉杂技是一门「家里的手艺」。当地有句话：「关上门是一家人，走出去就是一个队。」临泉的民间杂技，节目多是家里祖传、师父带徒弟传下来的。爹教儿子，师父带徒弟，一家老小凑齐了，就是一个队；有一块空地、几面旗杆，就能开场。所以一个县，能凑出一千多支队伍。

　　早年间，韦小庄家家都有自己的绝活，「绝活都不外传，只传给儿子」；韦学红说，现在已经放开了，「不过愿意吃苦的人少了」。韦学红的父亲会「顶技」，能顶梯子；韦学红接过来，又会顶板凳，全凭一个下巴撑着。「7个长条板凳摞在一起也有50来斤，观众用手都不一定能搬动。」他小时候练功，冬天没有袜子穿，光着脚在雪地里练，很多项目没有安全措施，就在家里硬练。

　　出门的家伙什，换了一茬又一茬。韦学红经历过五种交通工具：最早是拉板车；手头宽裕点了，骑自行车，用篮子兜着道具；后来换成三轮车、柴油机车；如今的演出车，能住能演，「有的还有空调」。二十六七岁那年，他在武汉买了一台发电机，从此杂技团有了亮堂堂的舞台。「我还用音响放音乐，灯光一亮、音乐一响，附近几个村的人都来看杂技。」说起这段，他现在还很骄傲。

　　韦小庄人后来把这一套，变成了「一户一车」：一家人开一辆车，拉着道具出门，「天热了就到北方，天冷了就到南方」。村口的墙上写着：「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韦家耍杂技，人人有一手。」在这个村，杂技跟种地一样，是过日子的本事，有一技傍身，就不怕饿肚子。那辆厢式货车，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赶路、演出、吃饭、睡觉，几乎都在车上。

　　韦学红的儿子韦天明，是家里的第三代杂技人。2025年春节前，35岁的他已经练了快30年杂技。小时候，他跟村里六七个孩子一起，挑一块土质松软的地，就地翻跟头、练腿功，摔打是常有的事，他却觉得「比上学好玩」。他的爷爷、父亲、哥哥、亲戚，连隔壁左右的邻居，干的都是杂技。成家以后，他跟妻子单独弄了一辆车，雇上几个人，组了个四五人的小团队。妻子是邻村人，本来不会杂技，跟着他配合表演，也学会了变魔术。

　　他的绝活是使鞭子。又长又粗的鞭子，妻子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手里举着一张薄薄的报纸，他一挥，报纸「啪」地一下，变成两瓣。像他这样的韦小庄杂技人，一年有10个月在外头演，往北到过东北、内蒙古，最南到过三亚。他说，在广东的村子里演最稳当，「人多，一般都有500来人看」。「一年能挣个十来万」，跟村里普通打工的夫妻差不多，可时间更自由，还能到处走走看看。

　　在外头演出，靠的不是门票。选好地方，先开着车在村里转一圈，用高音喇叭吆喝；开演了，旁边放个二维码，「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一场个把小时，杂技、魔术、小动物轮着上。村里的韦响响，最多收到过一笔300块的打赏，「遇到大善人了」；更多的时候，是10块、20块。韦响响在考虑转行，他惦记的是孩子：「一年都没什么时间陪他们。」

　　在外头挣这份钱，并不容易。韦天明这一批同龄人，当年有十多个练杂技的，现在只剩下几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就得送回家，韦学红退下来后，就在家带孙子；大人常年顾不上，有的媳妇也不愿意。韦天明自己腰椎间盘突出，在家歇了半年，可他还是说：「今年过完年，明年还得出去。」杂技养大了他，他说，不知道转行还能干什么。

　　临泉走出去的杂技人里，还有走得更远的。杂技团团长尹波，也出生在杂技世家，擅长马上功夫，5岁就跟着父亲学杂技，早年拖家带口走南闯北，多次拿过全国和省里的杂技大奖。那些年的日子，他用一句话说：「天当被、地当床，泥土地就是演出场子。」

　　临泉杂技的本事，是一招一式苦练出来的。杂技演员张露露，12岁在街头看了一场杂技，一下子被击中，到2024年，25岁的她已经练了13年。「练倒立、柔术、力量，这些都是基本功，每天大量重复地练习，也崩溃过。」她练绸吊，有个转脖套的动作，要不停地转圈，刚开始练的时候，两腮的皮肤都被磨破了，「练得辛苦时，会大哭一场，再接着练」。9岁开始练杂技、擅长高空节目的胡军，后来办起了杂技学校，他说，一个动作，要反复打磨上千遍。学校里的孩子，没有一个中途放弃，到现在已经带出了两三百个学生。他常跟学生讲一句话：「我们不是讨饭的，是高雅的艺术。」

　　这手艺，走得很远。临泉的杂技演员拍过好几部影视剧，多次去美国、法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和非洲一些国家演出交流；韦学红也被韩国记者带着翻译，跟拍过20天。2021年，临泉杂技进了国家级非遗名录；2023年，临泉的节目《软钢丝》，在法国第十届巴约国际马戏节上拿了金奖。行里有句话：「国际杂技看吴桥，民间杂技看临泉。」

　　这些年，走江湖的人，在家门口有了台子。临泉在离县城12公里的长官镇，建起了一座杂技小镇，有剧场，有杂技学校。2021年小镇建成以后，尹波受邀带着团回到了家乡。他说：「过去在外是讨生活，如今观众把我们当艺术家。」他常说：「都说传承难，要有人看，先『活下来』，才能传承。」他把舞蹈、话剧、魔术、武打都揉进杂技里，排出了一台台杂技剧，「人还没开始表演，一上台，观众就知道你要演什么，他怎么还会想看呢？」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跟着回来了。一位返乡的杂技艺人说：「以前四处漂泊演出，一年到头不稳定；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教课、登台，收入安稳，还能陪伴家人。」张露露说：「看到家乡一年比一年好，心里多了一份满足感。」

　　今天的临泉，登记注册的杂技类经营主体有478家，从业的超过2万人，一年创收超过15亿元。

　　2026年9月21日，长官杂技小镇的剧场里，鼓乐声中，一个穿红衣的男孩骑着独轮车，在高台上跳绳；一个顶碗的少年屏住呼吸，头顶的一摞瓷碗，垒成了一座尖塔。台下的喝彩声、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当年就着煤油汽灯、演完挨家挨户收粮食的临泉杂技，有了自己的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