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无为保姆:从家政女工到自主创业的奋斗史

2026-10-22 16:39:46 作者:admin 阅读数:252673
  北京有两户人家,都请过同一位安徽无为来的家政员,各用了十多年。两家人都说她是「难得的好人,守规矩,可以信赖」。像她这样的无为女人,北京人家里一度到处都是。那些年北京有句话:「京城保姆半安徽,安徽保姆出无为」。春晚上韦唯唱的那首《爱的奉献》,就献给过一位在北京当保姆的无为姑娘。

  一个长江边上的县,怎么把几万个女人送进了城里人的家门?这篇讲三件事:她们为什么出门,凭什么进得了别人的家,进了门以后,又走到了哪里。

  无为是水乡,老辈人唱「家住无为洲,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头34年里,有20年遭了水灾旱灾。人也多。到1992年,全县131万人,人均只有1.06亩地,一年人均收入580元,地里养不住的劳力有近30万。

  地养不住人,就得往外走。早年出门的,多是有了孩子、没念过书的村妇,到城里当奶妈、当保姆。这份活不要本钱,也不要文凭,会带孩子、会做饭、肯吃苦就行;对一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来说,这是她手里最现成、能直接拿出去换钱的本事。

  另一头的北京,正缺这样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双职工家庭有个老大难:孩子多,托儿所少,「入托难」是个普遍问题。当时流传一句话:「找保姆比找媳妇还难」。

  1981年,北京一对双职工夫妻刚添了儿子,家里的老人也都还在上班,孩子没处放。他们托邻居找来一个保姆,是安徽无为人。为了留住她,两口子给她涨了工钱:别人给15块,他们开到20块。可孩子一满月,她还是走了。到孩子两岁半上托儿所,这家人前前后后换了六七个保姆。

  后来北京有了家务服务公司,来报到的保姆一下子多到每天二三百人,公司只好在门口拉起一根绳子,把保姆圈在里头,雇主来了就进「圈」里挑人。北京人管那儿叫「保姆三角地」。

  一头是地里养不住人的无为,一头是没人看孩子的北京,两头的难处,正好对上了。

  可光有需要还不够。保姆这份活,跟进工厂、进饭馆打工都不一样:干活的地方,是别人的家。雇主要把孩子、老人、家门钥匙交给一个外人,心里得有底;一个刚进城的姑娘要住进陌生人家,心里也得有底。两头都不熟的时候,中间站着一个熟人,事情才办得成。

  陈效才就是这样一个熟人。她早年四次去上海、青岛当奶妈,后来常年在北京当保姆。她人缘好,肯帮人,先带出了两个女儿崇姐、崇英,又一个个往外带乡亲。到1993年她71岁时,村里70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姑娘经她牵线去北京做过保姆。女儿崇姐是1976年进的京,先当保姆站稳了脚,又把自己的女儿也带了过去。

  这样的老保姆,无为不止一个。另一位老保姆陈应姝,前前后后把371个乡亲介绍到了北京。371个人,早就不是顺手帮一两个亲戚的忙了;说白了,她每介绍一个,等于是拿自己在北京攒下的那点信用,替一个乡亲作保。

  就这样,无为出门的人越来越多。到1993年,全县转移出去的18万劳力里,做保姆的有2万多。无为人常说:「别小看了这两万保姆,她们可是外出劳力的龙头呢。」

  有老乡牵线,进得了门,可不等于往后就顺了。

  1992年春节刚过,无为农村又有许多人开始打点行装。16岁的张菊芳打算去北京找一份保姆的活。在她去北京的火车上,一直有两台摄像机跟在她身后,那是几个喜欢拍纪录片的电视人。后来拍成的片子叫《远在北京的家》,记的是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等五个无为姑娘在北京的一年。片子介绍里写,按当地的习俗,女儿长大了都要自己到外面闯一闯,最多的活就是做保姆。那一年她们过得颠颠簸簸:找工作,被辞退,再找一份合适的,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地方。

  保姆这份活还有一层难处,外人不大想得到。别人下了班,回的是自己家;住家保姆干完活,人还在干活的地方。一户人家的口味、作息、规矩,都得从头学;换一家,就得再学一遍。后来回乡办厂的任俊凤说过一句实话:「给别人干你说不受欺负吧,毕竟跟自己家还是不一样。」

  也有人进了门,遇上了真心待她的一家人。龚义霞在棋手聂卫平的姐姐聂珊珊家当保姆,得了巨型骨细胞肿瘤。聂珊珊一家和许多热心的北京人帮她把病治好了,春晚那首《爱的奉献》,就是献给她的。病好以后,她回了老家龚井村,开了一家小店,一说起北京就动感情。信得过这件事,从来是两头的:雇主信得过她,她也遇上了信得过的人家。

  1993年,《人民日报》写无为的保姆,题目起得很俏皮:《无为保姆今有为》。说的是那几年,越来越多的小保姆干了几年以后,跳出了家务这一行,开始办厂、做买卖。她们是怎么跳出去的?细看,起点多半在雇主家里。

  太平乡黄土村有许家三兄弟。老三许江顺的对象宋中英,1983年前后进京做保姆。她在北京买菜,发现老家的泡菜在北京好卖,就捎信让许江顺兄弟上京做泡菜买卖。三兄弟怯生生地去了,到1993年,已经在首都机场附近开起了一家像模像样的泡菜厂。

  开城镇的谢春香高中毕业进了京,在中医学院一位老教授家做保姆,白天干活,晚上关起门学到半夜。她跟教授说,工钱多少不计较,只想晚上多开会儿灯看点书。教授一口答应,还让她去旁听研究生的课。两年后,她拿到了结业证书。

  蜀山镇有个姓李的初中生,1978年经人引荐进京做保姆。她给人家洗衣服时认识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拜他为师,干完活就学中医理论,后来拿到了中医专科文凭。1990年春节,她请老师到家乡看了一趟,在老师的指点下,回无为办起了一家保健用品厂。

  赫店乡的赵月明,1984年前后跟着父母进京投奔外婆,也当了保姆。没过多久,一家人和朋友合办起养鸡厂,学会了技术,也挣了钱。1988年全家回了乡,她和母亲任俊凤在村里合办起一家大型养鸡厂。赵月明说,她外婆做了18年保姆;外婆的姑母18岁出门做保姆,1991年才回家,整整干了半个世纪。从那一辈数到她,四代人都当过保姆,走的却是不一样的路。

  买菜时看出泡菜好卖,在教授家借灯看书,洗衣服时认识了中医。保姆的活计困在一间屋里,可这间屋子是城里人的屋子:城里人怎么过日子、缺什么、看重什么,她们是从里头看见的。这份活给她们的,不只是一份工钱,还是一扇往城里看的窗。

  那几年过春节,小保姆们回乡过年,乡间传着一首打工谣:「出门挎着蛇皮袋,回家皮包拖地拽,不说再见说拜拜,乡邻误认小老外。」出门时挎着蛇皮袋的姑娘,回来时拖着皮包,一口京腔,村里人得重新打量她们。

  再往后,在无为街头问起这块牌子,有人已经说不上来了。2010年,央视记者在无为问路人,认不认识在外面做保姆的人。路人说:「已经没有人在外面做保姆了。」再问听没听说过无为保姆在外面很有名,回答是:「没听说过。」

  那一年春节过后,北京的保姆缺口有四五万人。一来,无为本地能找的活多了,愿意出门当保姆的人少了;二来,还在北京的无为保姆,不少转去做服装、卖菜、开饭馆、搞装潢。按当年央视的调查,北京一处菜场的800个在那儿做买卖的人,清一色是无为人;北京一个有名的蔬菜批发市场里,无为人占了六成以上,这些无为人里,九成是无为姑娘。她们大多没离开北京,只是从别人家的厨房,走到了自己的菜摊后头。

  留在这一行里的,也有雇主抢着留。汤沟镇的汪红2010年来到北京,先后在10多户人家干过。2013年她46岁,在一对上班的夫妻家里接送孩子、做家务。孩子小,夫妻俩都上班,家里老人过不来,家里收入也不算高,请的是一位普通保姆。她的月薪原来是2200元,几个月前,雇主主动给涨到了2500元。女主人的话说得实在:2200是一年前的行情了,到了年底家政缺人,小区里好几个保姆为工钱跟雇主闹得不愉快,有的干脆走了,「为了留住好一点的保姆,我们也随行就市」。

  照看着别人家的人,自己家也有人要照看。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访谈过一位无为的家政女工,研究里叫她「春梅」。她35岁,在上海做家政已经6年,两个儿子留在老家,由孩子的姑姑照看。她每天发语音提醒孩子添衣服,赶上考试就催他们起床,到了周末,鼓励他们自己做饭。她照看着别人家的日子,自己的两个孩子,只能隔着手机照看。

  开头那位被两户人家各留了十多年的小王,2024年还在北京干着这份活。北京一位76岁的老人在博客里写他家新请的家政员小王,安徽无为人。她每天上午在他家干两个半小时,打扫、做午饭,红烧鱼、肉片炒茭白、蘑菇小青菜都做得来;他家多年没碰过的瓷砖墙,她擦得干干净净,还登着梯子把窗户玻璃擦了。11点,她去隔壁另一户,一直干到晚上6点。晚饭后,她还抽空过来,帮老人需要照顾的老伴洗脸洗脚。

  小王在北京干了二三十年,开头那句「难得的好人,守规矩,可以信赖」,就是她做了十多年的那两户人家说的,一户是老人的老同学,一户是老同事。

  从陈效才那一辈当奶妈,到许家兄弟开起泡菜厂,再到小王被两户人家各留了十多年,无为女人在北京攒下的,是三个字:信得过。一个人做得好,下一个乡亲进门就容易一分;一个人跳出去开了厂,后面的人就知道,保姆这份活也可以是个起点。

  「京城保姆半安徽」那句话,如今北京人未必常说了。可那些年一个牵一个走进北京人家门的无为女人,有的把半辈子留在了别人家的厨房里,有的从那里走出了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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