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纪梦秋（媒体人、国际问题观察者、译有《斯大林格勒》，曾赴乌克兰前线采访）

　　8月23日，一位知名记者去世。

　　我恰好跟这位记者有过短暂交集。在他获得的种种头衔中，有一个头衔叫做“战地记者”，恰好我多年前也一度戴上过这顶帽子，想起来还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因此特别想说一下这个“战地记者”是怎么回事。

　　“战地记者”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职业，是一个荣誉称谓，还是一种经历？因承平日久，在近年我国网络媒体上“战地记者”似乎成为了一种荣誉称谓，仿佛只要戴上钢盔、披上防弹衣，往几辆坦克装甲车残骸前一站，拍照摄像就可以称为“战地记者”。本人以为，这不过是记者的行为艺术。这样的称谓，跟“战地一游记者”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战地一游记者”往往有两个特征：

　　其一，是他们得到了严密的保护。严密的保护催生了第二个特征：他们无法深入战场。受这两个特征的限制，他们的作品往往失之肤浅，视角过于单一。1990年海湾战争发生后，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制造的战争叙事是被操纵的。这话有些偏激的成分，但指出了一个现实：在海湾战争中，记者可以跟在美国坦克后面进军，有必要的话可以坐在美国直升机上逃跑。留在巴格达的记者们，则大多集中在特定酒店里，看着防空体系与来袭导弹交换火力，仿佛犹如一场新年烟花秀。记者虽然目睹了战火甚至死亡，但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而不是主动深入探索和思考的。

　　被安排好的战地一游，在今天很多场局部战争中属于常见状态。因为卷入战争的一方需要话语权。

　　并不是说“战地一游记者”没有风险。考虑到随后而来的收益，这样的行动只是有算计的冒险。所以，“战地记者”不是真的到战场转一圈，脑门子上就能自动挂上光环，然后让你满世界去炫耀。它不是荣誉称号。

　　那么，怎样才算真正的战地记者呢？恐怕有两个先决条件。

　　首先，此人应将记者职业和创作视为某种理想和追求，并长期为之奋斗、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昨日去世的那位知名记者的偶像中，就有知名的美国记者厄尼·派尔（1900-1945）和罗伯特·卡帕（1913-1954）。两人都在进入战场之前就有过较为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最后都倒在了战争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理解那位刚去世的知名记者为什么将他们视为偶像。巴顿说过，军人最体面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这两位战地记者之死似乎也能与之对照。这样的观念可能具有某种宗教殉道色彩，因为《圣经》里使徒保罗说过一句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然而，我并不赞同这种殉道色彩，更不愿意记者将这种殉道与自身命运关联。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先决条件——战地记者的责任并不是殉道，而是悲天悯人，将战争这种残酷的、非人性的社会剧变留在历史叙事中，供后人评点、解读。

　　战争本身在审美上又是悲剧的，战地记者的另一责任是将其升华为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意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著名的战地记者都是知名作家的原因：海明威报道了西班牙内战，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巴别尔跟随苏俄红军骑兵第一集团军转战四方，写下了《骑兵军》这样的不朽名篇。在英国，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青年时期以战地记者参加过多场局部战争。或许这一切对他后来成为政治家以及1953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需要提一句，苏联战地记者和作家的报道风格的影响力极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战地报道。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传统。

　　个人略带一些偏心地认为，在记录战争的表现上，苏俄战地记者的表现似乎更优于西方国家。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更加漫长和痛苦，俄罗斯文学传统在战争铁砧上被反复锤炼，这可能是他们优秀的原因之一。例如，《生活与命运》及《斯大林格勒》的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在为期一千四百天的苏俄战争之中有超过一千天一直在前线采访，亲历了战争中最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一批采访和调查纳粹死亡集中营，写下名篇《特雷布林卡地狱》。他的作品比他本人的经历，更加值得我们珍惜和纪念。

　　有意思的是，虽然见证了无数次历史名场面，但格罗斯曼却把出席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仪式的通行证让给了年轻记者，自己没有出席。他没有解释原因，但个人以为，经历了长期前线采访后，格罗斯曼已达到了某种“忘我”的境界，他关注的已经不是仪式性的行为，而是战争的实质。他本人是否见证某种仪式已不重要。

　　在这样“忘我”的境界下，战地记者的角色应该被淡化，因为他关注的是他人的生命与命运，关注的是社会的急剧重组与构建，关注的是道德和人文的底线。在亲历死亡与暴力之后，记者作为旁观者不应突出自己，不应猎奇与被猎奇。战地报道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不是终身职业，最好不要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

　　以上，就是我这个曾经的“战地一游记者”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