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墨白（媒体人）

　　今天看到一个很火的帖子。有人问：《蜗居》里的宋思明权力那么大，为什么没把海藻安排进体制内？

　　底下最高赞的评论写着：“说了一百遍，那时候的二奶不用上班。”

　　我看到这条评论，第一反应是笑出声。

　　笑完，仔细咂摸，这句调侃，藏着一整个经济周期。

　　为什么“那时候的二奶不用上班”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到可以拿来当常识的事？而今天的年轻人再看这句话，却觉得像个段子——怎么，难道现在的小三还得打卡上班不成？

　　当小三、包养小三，都是不道德的行为，应当抵制，这点没什么好争的。

　　我们只谈这句玩笑背后的经济学。

　　当年当小三能过得丰衣足食，是因为有一个大前提：社会上存在一大批手里有超额收益的人。

　　超额收益是上行期的产物。 只有经济非常活跃的时候，才会出现超出成本、超出预算、超出合理分配的钱。而超额收益的去处是有固定顺序的：先外溢到资产里，再外溢到消费里，最后外溢到最隐秘的地方——包括性资源、身份资源，以及一个人“不用上班”的完整生活。

　　日本泡沫年代，这种外溢直白得毫不掩饰。那时候日本女性流行说自己要有“三个男朋友”：第一个叫“车夫”，随叫随到，开车接送；第二个叫“买单君”，负责请客吃饭，当时有杂志公然宣称，女性出门不用带钱包；第三个叫“供养君”，负责送礼物、送现金、买大件。三个人各司其职，构成一条完整的“供养链”。只有经济狂热到极点的年代，才撑得起这种活法，而且它还是一种被公开谈论的社会风尚。

　　可是，“小三经济”靠的到底是什么？

　　不只是钱。

　　是闲钱，是“明天肯定比今天更有钱”的那种笃定。

　　机理就在这里。 上行期，富人的钱在增值，花在情人身上不过是指缝里漏的一点；到了下行期，资产缩水、现金流收紧，连富人自己都在降杠杆、保命，第一个被砍掉的，恰恰就是这种非必要开支。

　　日本1991年泡沫破灭之后，工薪族工资掉头向下，不光“包养”变得稀罕，连恋爱本身都在收缩——男性的终生未婚率从1990年前的不足5%，一路涨到2015年的23%，相当于每四个男性里就有一个一辈子不结婚；2014年全日本的结婚登记只有64万对，创下战后最低纪录。所谓草食男，不是天生欲望低，只是被资产负债表吓退了。

　　再回头看宋思明，就更耐人寻味了。宋思明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土地，来自房地产。《蜗居》这部剧，本身就是房地产时代的产物。而这一轮调整里，超额收益最集中的两个行业——房地产和金融——恰恰是收缩最狠的。开发商在暴雷，金融人在降薪，出“宋思明”的那片土壤，已经被连根翻掉了。 宋思明们没了，自然也就轮不到“不用上班”的海藻们了。

　　所以你看，这条高赞评论，表面是在调侃编剧，实际是在给一个时代验尸。

　　更深的一层更现实：现在上班，真的很难。难到有人愿意为了一个机会去受委屈——这是这句调侃折射出的第二个社会剖面。

　　这一层，有非常多的数据，构成了扎实的论述根基。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是1270万人，比去年又多了48万，再创历史新高。而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在1200万左右。

　　这是我国首次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全年城镇新增岗位数量。

　　1270万毕业生，对着1200万新增就业目标——还没算上失业的、转岗的，排队的人已经比岗位多了。 严格说，新增就业要覆盖毕业生、失业人员、转岗人员等多类人群，两个数字不能直接相减；但这个对比的意义恰恰在这里：每年需要被岗位接住的人没有变少，而岗位没有变多。

　　再把往届未就业的、海归回流的、考研考公失利重新入场的算上，全年求职大军超过1500万。有行业测算，面向应届生的有效校招岗位在567万个上下——平均差不多3个人抢1个位置。

　　青年失业率更直白。今年3月，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16.9%，到6月才回落到14.9%。而同期全国城镇整体调查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上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全社会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

　　而且，目前社会的就业环境呈现出四个结构性特征。

　　校招的决战，被提前到了秋天。2026届秋招的岗位需求，是次年春招的1.69倍，上一届这个比例还只是1.43倍。企业越来越早地锁定人选，等到春招开闸，剩下的基本是残渣。九月没上车的人，来年三月只能捡漏。

　　更尴尬的是错配。2026届毕业生的调研里，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就业意向率高达73.3%，而民营企业只有10.7%。人人都想去的稳定地带，岗位最少；岗位最多的地方，没人愿意去。意愿和岗位，两头越拉越开。

　　薪资的分化更扎眼。一头是AI，大厂给硕士算法岗的年薪总包在35万到55万之间，应届AI岗位的平均招聘月薪17038元，职位数还同比增长了39.2%。另一头是传统文科，有就业调查显示，文科应届生平均月薪只有4860元，专业对口率不足35%。做个参照，麦可思的就业蓝皮书里，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6435元——文科连这条平均线都没够着。AI硕士应届生三十五万的起薪总包，文科应届生要不吃不喝干上六年。 这种分化背后，是行业结构的错位：新兴产业涨得太快，传统行业缩得太快，而大学培养专业的速度，跟不上这场洗牌。

　　既然大学培养专业人才的速度跟不上社会行业的洗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放弃深造。

　　今年，考公报名人数十年来首次反超考研：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有371.8万，考研报名343万。

　　要知道三年前，考研报名还有474万，三年时间跌掉了131万。为什么？这笔账很好算：考研是拿三年青春，去赌一个缥缈的学历增值，毕业那天市场认不认，没人知道；考公一旦上岸，铁饭碗立刻到手。

　　尽管这只碗如今也贵得吓人——371.8万人争3.81万个名额，报录比98比1。

　　上行期，人们愿意做长线投资；下行期，只信拿到手里的东西。考公反超考研，他们只是做出了那个时点最理性的避险决策。

　　所以，梗归梗。“小三也得上班”这个玩笑，其实是老百姓最诚实的经济指标——它给一个时代测了体温。

　　我们正在进入的，不是一个咬咬牙就能熬过去的短期周期，而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长期结构性周期。日本的参照就摆在那里：从1991年泡沫破灭算起，三十多年，收入掉头向下，未婚率掉头向上，欲望持续收缩，整个社会的心理换了模样。结构性周期不像潮水，退了还会回来；它更像地下水，一点一点改变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水位。

　　在这样的周期里，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怎么安排自己的财富，怎么经营自己的婚姻和生活，是一件真正头疼的事。因为旧地图已经全部作废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一个时代连玩笑都开得越来越经济，普通人要收紧的不该只是裤腰带，还有脑子里那些属于上行期的旧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