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灿扬(策论研究者)

　　8月7日，辽宁纪检监察网刊载了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的情况通报。其中一例为：2019年至2024年，锦州市太和区城管局为增加民心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平台投诉满意率，安排该局工作人员拨打投诉热线，以商贩违规占道经营等事由进行虚假投诉，炮制工单数百件，并在办结后回复“满意”，借此虚增群众投诉满意率。

　　为美化满意率，不惜亲手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长达五年、数百件虚假工单，本应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行政资源，被白白消耗在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之中。

　　近年来，造假案例接二连三被曝光，公众似乎早已不惊讶。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这对双生子，总是如影随形、联袂登场。

　　有数据造假型。河南三地商务局虚报省外资金，2025年1至11月，仅漯河市舞阳县即虚报78亿元，商丘市柘城县虚报40余亿元，郑州市管城区某项目虚报9.6亿元。云南省有关部门每季度对129个县进行排名通报，2022至2024年，临沧市双江县34户规上工业企业累计虚报产值35亿元。

　　有买卖数据型。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18至2025年，长期使用大额财政资金购买异地出口数据，以完成外贸考核指标。尽管巡视、审计多次预警，南京市商务局仍监管缺位、整改流于形式。辽宁海城更是斥资498万元购买“百强县”排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种畸形的基层生存逻辑由此形成：考核体系制造压力，压力催生造假冲动，造假反过来又“证明”考核指标合理。

　　前车之鉴如此，后车之覆者不绝。太和区城管局炮制虚假工单一案，虽涉案金额不大，但其败坏政府公信力、阻塞民意通道、虚耗行政资源，性质同样恶劣。

　　通报一出，弄虚作假的被依法问责，就皆大欢喜了吗？我认为远远没有。

　　若只是处理了几个人、发了份通报，那这一起起事件，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警示价值。

　　如果问责不能上追一级，如果决策拍板者、默许纵容者、不合理的考核标准制定者不承担相应责任，那震慑效果就远远不够。

　　如果不反思当前评价机制和考核生态，那么换一个新领导、新班子，还是会重蹈覆辙。无非是再想别的、更隐蔽的办法而已。

　　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的根源，形式主义则是官僚主义的必然产物。只要上级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改，那么下级的形式主义就永远有市场。

　　上述城管局的核心动机，并非解决民众诉求，而是完成考核指标，更想让上级看到一份满意率极高的光鲜报表。在他们眼中，群众诉求可以忽视，而上级的考核指标，才是决定晋升的关键砝码。

　　官僚主义的本质，是权力与责任的脱节。城管局这种“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满意”的思维，是官僚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对民生疾苦的视而不见，反而弄权作秀，将公共治理平台变成了个人的政绩秀场，这是官僚主义面对考核时的本能反应。

　　这种荒唐的把戏能持续五年之久，除了执行者本身的问题，更暴露了上级监管部门的长期缺位。这何尝不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呢？

　　公信力如燕子衔泥，垒之积久；耗损却如堤溃蚁穴，毁之不觉，补之愈艰。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败坏作风、侵蚀党风、影响民风，二者必须同查同治、标本兼治。铲除这对双生子的滋生土壤，需从认知、制度与权力关系三个层面入手：

　　其一，要重塑政绩观，校准考核标准。202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提出，要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改进方式方法，不得按月度、季度频繁搞排名通报。考核体系应从单一满意率指标转向多元综合评价，将问题实际解决率、办理时效、服务态度等纳入核心评价维度。

　　其二，强化监督问责。对造假问题，既要处理具体操作者，更要问责那些只看纸面数据、对基层实际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上级领导，打破“官僚压出形式，形式哄住官僚”的恶性循环。

　　其三，畅通民意渠道，让群众成为真正的评价主体。可探索反向评价机制，将群众匿名评价纳入考核指标，完善“好差评”制度，让评价权回归群众手中，让困在虚假报表里的“民意”走进现实。

　　城管局造假事件，是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互相作用的结果，它们一个向上粉饰，一个向下纵容，一起欺哄民众。唯有让各级干部对下负责，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自导自演的闹剧。

　　舍此，则一切整改承诺，不过是下一轮造假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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