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芙蓉一带的兴化人中间,流传过一个说法:脚车店老板看中了哪个学徒,就招他做上门女婿,再打发他去别的小镇开分店。脚车就是自行车;早年南洋街头修脚车、卖脚车、开车行的,好些是福建莆田、仙游来的人,当地叫他们兴化人。在古晋,老辈人还有句话:出门行路要找兴化人。
怪就怪在,这群人在南洋原本小得不起眼。1911年,新加坡的兴化人只有1932人,不到当地华人的百分之一;到1931年人口普查,还没被单独算成一个方言群。一群在普查表上连个单独名字都没有的人,怎么在南洋的车轮子上吃了几代人的饭?答案就藏在霹雳州太平、砂拉越古晋两家老脚车店的故事里。
先说清楚,这里的兴化不是江苏的兴化,是福建莆田、仙游一带的老叫法,那边的人讲兴化话,也叫莆仙话。
先得弄明白:他们为什么偏偏跟车扯上了关系?
答案有点出人意料:一开始,他们跟车毫无关系。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百科里讲得很清楚,兴化人后来在新加坡的脚踏车、汽车、电车零件这些跟路有关的行当里有「统领地位」,可这「并不是一项历史的必然」,在这之前,兴化人跟这些行业毫无关联。
兴化人到新加坡,比闽南、广东、潮州、客家这几拨人晚了几十年。原因之一,是莆田老家缺个好港口,出洋不方便;老家的人多半种地、打鱼,跟南洋也没什么生意往来。等他们到了,好做的营生早被别人占了。
1880年,人力车在新加坡登场。在这之前,路上跑的是马车、牛车,做这一行的主要是闽南人和广东人。拉人力车是苦力活,挣得少,费力气,还被人看不起。可对刚来的兴化人来说,这恰恰是一个空着的位置。百科里用了四个字:人弃我取。
所以兴化人跟车结缘,不是因为会修车,是因为最苦、最不体面的那份活,先落到了他们手里。在新加坡,兴化人和车的缘分,就是从这辆车开始的。
刚下船的人,睡在哪里?
在马来西亚芙蓉,早年的兴化人多做苦力,聚在火车站附近的巴刹尾一带,巴刹就是集市。那里有几间同乡开的「苦力间」,楼下开店,楼上住人。一对开点心店的兴化夫妇,后人回忆当年:「兴化人刚来没有钱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楼上,是打通铺,可以住60多人。」没钱付饭钱、住宿钱的,就在香烟盒子上记账。后来,他们的父母吩咐,这些债不要去讨。
新加坡那边也一样。上世纪20年代,十几岁的李水华从中国去了新加坡,投靠在那里开客栈的父亲。他儿子李锦美后来回忆:「我的公公把房间出租给中国来的兴化同乡,也帮他们找工,主要是拉黄包车。」当地话里,公公指的是爷爷。刚下船的兴化人,常常就落脚在同乡开的客栈或同乡家里。
拉车的人,又是怎么变成修车的人的?
研究者在芙蓉记下过当地兴化人走过的一级级台阶:先拉人力车、三轮车,攒下一点钱,开脚车、电动车的修理店,再往上是脚车行、摩托车行、汽车行,最后连汽车保险、汽车贷款也做了起来。
道理不难想。车天天在路上跑,天天会坏,拉车的人最清楚车哪里容易出毛病;修车的手艺,就在拉车人身边长了出来。
古晋的李家,走的是另一条路,不过最后也落到了车上。李水华在客栈帮了几年忙,后来自己出来闯,在新加坡开过脚车店,交给亲戚打理,自己一个人去了砂拉越。他在美里开过罗里,也就是卡车,在古晋开过巴士,攒够了钱,才在古晋的老集市老巴刹开起了自己的车行。1932年,这家车行正式注册。
30年代满街跑的是三轮车,普通人家买不起脚车,李家的生意大头是修三轮车。2021年那次访问里,李锦美手里还留着一件白铜工具,专门修黄包车的大车轮,已经一百年了。他说:「我父亲不曾拉黄包车,不过他曾经修理黄包车。」
太平的黄家,走的是学徒这条路。
黄家这家店的创办人,1911年生在福建仙游,这里就叫他黄师傅。他的伯父先下南洋,在霹雳州的和丰做了几年工,回乡时挑起一根扁担,两头各一个篮子:一个篮子里坐着自己的儿子,另一个篮子里,坐着6岁的侄儿,就是他。就这样,两个孩子被挑着「过了番」。
十几岁起,黄师傅就出去做工。在洋人的种植园里除过草,在工地上当过杂工,还在马戏团里干过,专门搭帐篷,最险的活是爬上高柱子去绑帐篷,他都干得下来。
后来他回到和丰,在一家同样是仙游人开的脚车店里当学徒。店里的大师傅不愿意教他,一到要紧的地方,就支他去拿工具,免得他学会。后来是老板亲自教了他,他很快就学会了造车、修车。那时本地华人自己也造脚车,铁管一根根焊起来,焊工最考功夫:铁管烧到什么火候,放上硼砂,再熔化铜条,差一点都焊不住。
学了几年出了师。上世纪30年代,黄师傅在霹雳州一个叫双溪罗丹的小地方开了自己的脚车店,卖车修车,顺带卖些糖果,还有从乡下收来的水果。他嫌那里的华文小学缺老师,常常是六年级毕业生在上课,日本人打过来的头几年,就把家和店一起搬到了太平。
一家店,怎么变成了一串店?
这就回到开头那个上门女婿的说法。它是研究者郑莉在芙蓉做田野调查时记下的当地说法;她自己也说,这也许是个笑话;可当地石庭黄氏的族人,是认真这样跟她解释的:为什么石庭人开了那么多脚车店?因为很多老板招了学徒做女婿,过一段时间,就让他们去更偏远的小镇开店。这个说法透出来的道理是真的:一家店要往远处开分店,老板得有一个手艺过得硬、又托得住事的人;天天在眼前干活的学徒,再结成一家人,就是最放心的那一个。
更多的人没当上谁的女婿,走的也是这样的台阶。莆田江口石庭村的黄元勋,17岁跟着族人下南洋,在新加坡族人的脚车店当学徒,23岁回乡结了婚,后来到芙蓉,先后在堂兄和另一位族人的摩托车店里做帮工。据说那几份工收入都很微薄,「过年一个红包都没有」。1957年,妻子到南洋团聚,孩子一个个出生,日子难以为继,同乡和族亲出钱资助,他在吉隆坡开起了一家自己的摩托车维修店。研究者去访问的时候,这家店还开着,由他的四儿子接手。
他的堂兄,也是跟着舅舅当了多年学徒和帮工,才自立门户;他的妹夫15岁到新加坡,先在同乡的脚车店当学徒,后来到芙蓉跟同乡学理发,开了自己的理发店。研究者说得直白:早年的兴化移民念书不多,只会讲家乡话,到了南洋很难单打独斗,一般只能先跟同乡族人当学徒、帮工。
这样一看,同乡这张网对一个刚下船的兴化后生,不是锦上添花,是一扇门。只会讲家乡话的人,听得懂的师傅,只有同乡。
这张网,到底铺了多大?
1990年芙蓉当地的一份特刊里,列着124家兴化人的企业,约67家做的是交通这一行。同业公会的名录上,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兴化人交通企业还有约250家,分散在9个州;新加坡、泰国、文莱的也有40家。
把这张网串起来的,还有专门跑货的人。新加坡兴化人刘玉书,祖籍莆田江口,研究者记下了他的话:「我14岁下南洋,20岁开始推销脚车配件。1962年以后,主要在马来西亚推销,几乎跑遍了全马,各主要港口的兴化人我都很熟悉。」他说,公司代理的牌子从中国台湾到日本都有,到研究者访问的时候,主要已经是大陆的产品。
拉车、开车行的人,还一起办过学校。芙蓉的自由车商会成立于1923年,这里的自由车,指的是人力车和三轮车;两年后,商会就在会所楼上办起了一所华文学校。
车行的生意,后来又长出了什么?
黄家的店在太平一开就是几十年。1962年前后,二儿子正在学校当临时教师,赶上师训班停办,当不成正式老师。黄师傅给儿子出主意:去吉隆坡学修收音机。儿子学成回来,店里又多了一样买卖,卖收音机、修收音机,也卖缝纫机。一架收音机进价几十块,卖一百多;一架缝纫机进价一百多,卖两百多。
李家也跟着路上的车走。40年代,李水华买了二手轿车,做起了出租车。到五六十年代,李家有了9辆出租车,「我们兄弟五个都要驾德士,还要另外聘请四个司机」,德士就是出租车。李锦美本来管修脚车,人手不够的时候,也得帮父亲开车。
那时候的出租车,要客人自己来叫。李家比别的店更早装了电话,方便客人叫车,号码起初只有三位:131。普通人平时难得坐一回车,结婚那天才租辆车当迎亲花车,一个钟头五块钱;过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有的人家肯花十块钱租一个钟头,带一家老小在城里兜风。李锦美说:「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三代都坐过我们的出租车呢,公公、爸爸和孙子!」
到了8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了私家车,出租车的好时候过去了。李家又回到了脚车这一行,一间店面专门修车,隔壁一间卖车。在吉隆坡、雪兰莪一带,兴化人的会馆也这样记自己的来路:早年多做苦力、经营脚车生意,慢慢成了零件商、电器行。
网真正派上用场,往往是在倒霉的时候。1979年底的一个凌晨,五六点钟,太平黄家隔壁的杂货店先烧了起来。黄家人还在睡梦里,被路过的人喊醒,匆匆逃了出来,店里的货全烧光了。
这时候,是同乡帮了一把。同乡郑玉位给他们介绍了一间新的店屋,黄师傅下了决心,把它租了下来。他自己退了休,把店交给了两个儿子,还从两个儿子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给店改了名。
儿子们记得父亲教他们的做人规矩,一共四条:勤劳,讲信用,诚实,不赌博。
到2013年,兄弟俩还守着这间店,修脚车、卖脚车,也卖童车、婴儿车。他们校正车轮辐条的手艺好,本地的摩托车店都爱找他们来校。只是兄弟俩的儿女多半上了大学,没人愿意接手。
说起家乡话,这两头的老人正好是两个样子。在古晋,2021年发布的那篇访问里,82岁的李锦美笑着说:「我是一个不会说兴化话的兴化人!」在芙蓉,黄元勋在南洋生活了六十多年,只学会几句广东话,平常讲的都是兴化话;同乡打趣他:「所以他一辈子只跟太太交流,天天讲兴化话。你看,他们夫妻多么恩爱!」一个丢了家乡话,一个只剩家乡话,到访问的时候,李家的车行还在,黄元勋的修车店也传到了四儿子手里。
兴化人在南洋这门生意能传几代,靠的是一张接得上的网。刚下船,有同乡的苦力间、客栈落脚,有同乡介绍活干;想学手艺,进同乡的脚车店当学徒;要开店,同乡族亲出钱帮一把;店被一把火烧光了,又是同乡给找下一间铺子。路上跑的车从黄包车、三轮车换成了脚车、汽车,他们跟着改,跟着学,一间小店就这样开了大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