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流传过一句话:「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这个「浙江村」在地图上找不到,却聚起过近10万人,许多人靠做衣服吃饭,村里通行的是温州话,主要是乐清话。
最早落脚的那批人里,有一户乐清人卢必泽:1983年,他一家8口挤进北京海户屯一间18平方米的平房,屋里摆着3台缝纫机,住进去的第二天就开工,第三天就上街摆摊。一间间这样的小屋,后来怎么聚成了一个近10万人的「村」?把这群乐清人这些年做的事摆在一起看,里头有几条挺实在的规律。
头一条:手艺能背在身上走。
卢必泽1947年生在乐清雁湖乡尚古村。家里穷,他是长子,早早放下了书本,凭着肯吃苦,学成了一手好裁缝。1983年5月31日,他带着妻子、大儿子、二儿子、两个妹妹和妹夫,一共8口人,背着缝纫机进了北京。
堂哥帮他们找好了落脚的地方。6月3日,一家人住进了海户屯一间18平方米的平房,6月4日开工,6月5日就出去摆摊。
18平方米,比现在不少人家的客厅还小。屋里放了3台缝纫机、1台锁边机、2台烫衣机,裁衣板底下堆着布料。一天三顿饭都在屋角解决,全家人围着炉子站着吃,伸筷子夹一口菜就赶紧缩回来,一顿饭往往不到15分钟。到了夜里,卢必泽和妻子在窗边支起裁衣板睡,两个妹妹和妹夫分别睡在烫衣板、裁衣板上,过道中间再放一张折叠床,两个儿子睡在上面。
那时候的日子,是两头摸黑。卢必泽凌晨3点多起床,扛着大包出去卖裤子;下午收了摊回来接着做裤子,常常干到半夜12点以后。
这么拼,是因为衣服真好卖。卢必泽后来说,那时的国营商场满足不了老百姓,「女装、男装、内衣都没有,全部紧缺」。拿500块钱买了布,当天做成衣服就能见利,「每天一交货,就拿到现钱」。
裁缝这门手艺,好就好在带得走。缝纫机背到哪儿,只要找得到布、找得到买衣服的人,就能开工,不用先盖厂房;一家人挤在一起干,18平方米也能转起来。钱一天一个来回,一个小作坊就这么活了。
第二条:先出去的人,把后面的人带出去。
卢必泽一家在北京挣到钱的消息传回老家,惊动了雁湖乡,甚至整个乐清县。有的人家把还没成年、刚成年的孩子送进裁缝店当学徒。1983年,木樨园周边只有10户左右的浙江人,到了第二年,已经有近5000人。卢必泽说,到1985年,整个海户屯就住不开人了,「我们连从老家雇个工人都找不到」。
钱荣光也是乐清人,老家在虹桥镇钱家垟村,他出门比卢必泽还早。1977年,听老乡说外地补鞋能多挣点钱,他带着妻儿去了河南洛阳补鞋,后来又兼着修包、换拉链,还把老家的补鞋机拆成零件运出去,再组装起来卖。
1983年,他跟着老乡去宁夏做布料批发,又把亲戚带过去做简单的服装加工。后来听说已经有老乡到了北京,他就带着一家人到了南苑乡。两家十几口亲戚挤在海户屯一间租来的屋子里做衣服,妻子管生产和一家人的吃喝,他管卖。夜里赶工做衣服,第二天白天出去摆摊。1986年,他在北京城里一家商场租下了一个柜台。
来北京的乐清人里,也有年纪小的。1988年,14岁的乐清姑娘庄碎蕊不再上学,跟着同乡学了裁缝手艺。18岁那年,她和大她一岁的同乡小伙陆朝银一起来到北京大红门。庄碎蕊带着弟弟和同乡,在租来的平房里缝衣服;陆朝银蹬着三轮车,到路边摆地摊。她一天缝出几十件,他一天就能卖出几十件。
你看这几户人家,带出去的几乎都是亲戚和同乡。道理也简单:一个在外头已经忙不过来的人,最放心带的,是知根知底、能一起干活的自家人。你知道他会什么,他也知道你在那边干什么,用不着凭一个遥远的消息去碰运气。
这张网对自己人敞开,对外人可没那么好进。
上世纪90年代初,北大社会学系有个大二学生叫项飙,温州市区人,听学者们提起「浙江村」,想去看看。他早上不到6点出门,前后倒了五趟车,才找到南苑乡;晚上7点来钟,才摸到温州人住的地方。他随便敲开一家亮着灯的门,明明是老乡见老乡,人家对他客客气气,却很谨慎,最后由男主人把他送出了门。后来他又去了三趟,地方是摸清了,人家的日子还是走不进去。
第二年春节,他回到温州,靠舅舅帮忙,认识了一位在「村」里很有名望的老板,这才算进了门。为了让人家放心,他不记笔记,也没有录音机,全凭脑子硬记,有时回去的路上还念念有词,把听来的故事复述一遍;有时20多个小时不睡,就混在他们中间。前后6年,他把这里的来龙去脉记了下来,后来写成了一本书,叫《跨越边界的社区》。
连一个温州老乡,都得靠舅舅牵线才进得去。这个「村」里的人和人,是靠一层层熟人关系连着的。
第三条:人一多,一条街就成了一条产业链。
1985年,卢必泽家的工人和机器都多了,一家人搬到海户屯南边的海慧寺,租了一处更大的平房。他心里盘算的是,浙江人的衣服要是能进王府井的大商场,就能一步步走上去。同一年,他在王府井商业街租下了一个商店柜台,一个月租金2500元。
那几年,北京的国营商店里引来了天南地北的「厂家」,可这些厂家其实就在北京,在城南的「浙江村」。每天清晨,从南苑往市中心的路上,成群的三轮车、加重自行车驮着编织袋、黑塑料袋,赶往各大商场。
1988年以后,这里有了自己的拳头货:皮茄克。东欧和俄罗斯的客商直接进村采购,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过连着三四天不睡觉赶活的时候。老一辈乐清人说起那时候,常讲「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白天屋里摆满缝纫机,晚上人就睡在地板上。
赶早市的苦,年轻人也吃过。有个姓王的乐清后生,16岁就跟着叔叔在大红门附近做服装加工。大约1994年的一个冬夜,18岁的他蹬着一辆装满呢料大衣的三轮车,要赶在凌晨4点送到大红门的服装批发早市。路上有一座立交桥,坡道很陡,他人本来就瘦小,车太沉,怎么也蹬不上去,四下又没人帮忙。他只好把货卸下来,一趟一趟抱上坡,车子轻了蹬上去,再把货一件件装回去。
就这样,一家家的小作坊,在城南连成了一片。来的不全是乐清人,温州别的地方的人也来了,大家住得近,做的是同一门生意。有人做衣服,有人卖衣服,有人专卖布料和辅料。在雅宝路,温州商人租下宾馆的房间,把衣服一件件摆出来给外国客商看,住人的客房成了一间间小展厅。
大红门一带后来开起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市场,卖面料的、卖辅料的、卖纽扣拉链的都有。2017年以前在大红门一家服装市场当总经理的胡涛打过一个比方:「现在我们说『堵车』,那时这儿就是『堵人』!」菜市场里能买到虹桥的老酒、温州人吃惯的粉干和海货,还有了诊所和学校。
一位在北京做了20多年服装的温州人,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那时的城南「跟上海滩一样,非常好玩」。1995年,挣了钱的他和伙伴们租了一辆夏利面的,从长安街穿过去,风吹到脸上,「幸福得一塌糊涂」。
一家作坊单打独斗,很多事得自己想办法:布去哪儿买,辅料找谁要,衣服卖给谁。周围都是同行,事情就不一样了,有人知道货,有人认识买家,有人能接下你忙不过来的那道活。光有乡音热闹、没有买卖来往,是聚不出这么大一个市场的。
第四条,说起来有点心酸:大人在北京忙,有的孩子在老家等。
乐清后生阿生是1985年生的,父母是第一批去北京做服装的乐清人。他在老家亲戚家寄住,或者在老师那儿全托,12岁那年才头一回去北京看父母;在他小时候的印象里,北京远得很,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后来他在北京读了大学,毕业以后,跟着父母做起了服装。
庄碎蕊的儿子陆德彬,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大学毕业,又去韩国学了服装设计,回来以后从开店那天起就在网上卖衣服,还自己做直播,订单从外省市来,也有从新加坡、日本、美国来的。母亲当年在平房里一天缝几十件,到2019年,儿子已经在网上接到了国外的单。
第五条:地方会散,网散不了。
再往后,「浙江村」原来的样子变了,作坊和企业搬去了不同的地方,大家不再挤在相邻的院子里。前面那位做了20多年服装的温州人,2017年下半年全家搬到了浙江桐乡的濮院。他打过一个比方:离开北京的要是有10个人,接着做服装的,两个去了濮院,两个去了海宁,一个去了杭州,一个去了江苏常熟,两个在河北,沧州一个、永清一个;还有两个不干了,转了行。
庄碎蕊的服装店,从大红门搬到了河北永清,重新开了张。那个凌晨在坡道上来回抱货的王姓后生,后来去了河北沧州做服装。有一回,一位韩国的设计专家来访,一口气订了几千套衣服,这是他厂里签下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钱荣光也搬离了「浙江村」。2024年,75岁的他还时常回到老地方的菜市场,买几样家乡的吃食,听听乡音。
早在2014年,研究过浙江村的社会学者就说过,散开以后的这些人,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2013年的最后一夜,早年来京的叶建丰和几位老乡围着铜锅吃饭,饭桌上有人数着谁是哪年来的、是跟着谁来的。叶建丰是永嘉人,跟乐清同属温州,1990年学了一个月裁缝,就带着3个裁缝师傅跟老乡进了京,二十多年里,厂房搬了好几回。
2018年3月,有记者在南苑路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清江三鲜面。老板和大多数食客都是乐清人,点单、上菜,全程乐清话。
「浙江村」不是谁规划出来的。是卢必泽家那台缝纫机,钱荣光那间挤着十几口人的屋子,庄碎蕊一天缝出的几十件衣服,王姓后生在坡道上一趟趟抱上去的那车大衣,一件一件做出来的。手艺带得走,人带人,活接活,地方散了,这张网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