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胡同里溜达,差不多隔两个公交站,就能看见一家馒头房,里头揉面、揭笼屉的老板,一开口多半是山东鄄城话。按鄄城馒头同行的说法,在北京、天津,十个开馒头房的,至少有七八个是鄄城人;鄄城人在全国开的馒头店,已经超过一万家。
一门家家都会做的吃食,怎么让一个县5万多人端上了饭碗?头一个摸到门路的,是北京一家粮店里打烧饼的年轻人。后面的门道,不只在一笼馒头好不好吃,还在他们怎么学会开店、怎么跟上整座城市吃饭的钟点。
早年出门蒸馒头的鄄城人,大多来自县北的黄河滩区,李进士堂、左营、旧城、大埝这几个乡镇。上世纪80年代前后,鄄城人均耕地一亩多,滩区的地赶上黄河漫滩,一年只能收一季麦子,秋粮几乎指望不上。滩区人的日子,被概括成一句话:「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后来在北京开馒头房的杨忠杰回忆:「当时除了外出讨生活,实在是没别的办法。滩区的庄稼人仅靠那几亩地养家糊口,真是太难了。」
转机出在北京的一家粮店里。许堂村的张朝建、赵贵莲夫妇在北京石景山的粮店工作,1982年回家探亲,看老家还是穷,就叫上侄子、妻侄等三个人去北京帮工,李庆林就是其中一个。
李庆林起初在粮店帮着打烧饼。干了一阵,他发现北京人爱吃馒头,特别是在北京安家的山东、河南、河北人,对馒头情有独钟;可粮店做的馒头少,还定量供应,居民只好自己蒸,费力又费时。李庆林看准了这个缺口,改行做馒头。他在海淀承包了一家粮店,架起一口大锅,买来几十个笼屉,从老家招了10多个工人,一边组织人上街卖,一边找销路,批发零售一起做,每天1000多公斤馒头卖得精光。
这件事传回许堂,比讲多少生意经都管用。李庆林没两年就还了家里的欠账,翻盖了老家的房子。跟他干活的几个伙计看生意好,也另起炉灶,当起了「馒头老板」。从1983年到1990年,不到一千人的许堂村,有300人去北京做馒头生意。亲带亲、邻带邻、村带村,到1990年前后,滩区冒出了不少馒头专业村,大多是「一对夫妇一个窝,一个炉子两口锅」,在京津冀开起了馒头房。
早年的钱怎么挣,2006年在北京丰台开面点铺的老乡陈安雨说得最明白。刚到北京时,他们在粮店干的是代加工:一斤干面粉能做出1.5斤油条,顾客拿一斤粮票只换走1.3斤,多出来的二两,是和面时加进去的水。用他的话说:「这二两水增重就是纯利。」那几年,他们赚的是「水钱」。后来人们吃的肉蛋菜多了,粮食吃得少了,钱越来越难挣,就得多添花样。到2006年,陈安雨店里的面食已经不下20种:烧饼、烙饼、发面饼、馅饼、千层饼、枣饼,馒头、花卷、糖包、豆包,还有各色窝窝头。
杨忠杰是1993年出来的。那年他不上学了,跟着村里的老板到北京的馒头店当帮工、学手艺。两三年下来,手艺学精了,他拿着攒下的工资,再加上家里凑的1万多元,自己开了店。那时在北京,两三万元就能开起一家馒头店。
开店的日子,是拿胳膊熬出来的。杨忠杰从老家招来四五个工人,那时没有和面机、馒头机,凌晨2点就得起来和面、揉馒头,一和就是20袋面,一袋50斤,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也得接着干。揉馒头两只手一起上,一手一个,最快一分钟能揉出42个。
蒸馒头的人,得跟着城里人的钟点过日子。2006年,在北京丰台开了两个馒头加工点的陈安良,把一天的作息讲得清清楚楚:「我和伙计们凌晨一点多钟起床和面蒸馍,三四点钟出笼,紧接着给客户送去,回来已是早上八九点钟。吃完早饭睡两个小时,午后接着蒸,下午三四点钟出笼紧忙着送,回来已是迟暮。活是不累,但你得撵着北京人的脚步走。」他店里的11个工人,都是从老家来的亲戚邻居。那时在北京干了多年的鄄城人,大多有个相似的打算:县城和老家都安个家。一位受访的老乡说,孩子在北京读到初中没有障碍,高中却得回乡读,在原籍参加高考。
那一年,在北京蒸馒头的鄄城人已经有2万多,3000多个馒头加工点,人来自全县16个乡镇里的13个。他们把老家有百年历史的戗面馒头,打出了「山东戗面馒头」的招牌:馒头用硬一些的麦粉蒸,攥在手里成一团,一松手又弹回原样,个大、面白、筋道。在北京,「山东戗面馒头」慢慢成了一块谁都认得的招牌。
鄄城馒头的味道,有一半在老家。这些馒头不用工业酵母,靠的是老面发酵,发酵的引子叫「面曲」。规模大的加工厂自己做,多数馒头店,都从鄄城本地的老手艺人那里按批采购。71岁的吴正修做了一辈子面曲,曲房里常年保持28摄氏度,他守着一口口发酵陶缸,甜面瓜和小麦搭在一起,要培育128个小时,时辰一点都差不得,早了味淡,晚了发酸。甜面瓜要挑晴天采,晾晒、发酵做成面曲;到了用的时候,再拿温水把面曲调开,恒温养上三天三夜,才成了能直接和面的酵子。过去这门手艺全凭眼看、鼻闻、口传心授,如今,老艺人摸了几十年的温度、时长和配比,被做成了发酵曲线,编进了职业中专的教材。每年甜面瓜丰收的时候,鄄城有的馒头厂就赶着好天气,把一年要用的曲头做出来。
面曲之外,还有一道活得在店里做:在发好的面里反复揉进干面粉,蒸出来的馒头才瓷实、有嚼劲。到2025年,杨忠杰在北京干了30多年,鼓楼那家馒头房,每天早上7点一过,门口就开始聚人,街坊等着买刚出笼的热馒头、糖包子。
店越开越多,后来的人也没全照着前辈的样子做。在天津和北京,鄄城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路。
48岁的任景军是李进士堂镇人,馒头手艺是爸妈在老家教的。他2005年到天津,也是跟着老乡学手艺、攒够本钱单干、从老家招工开店。2023年,他和妻子在天津津南办起了一家馒头坊,600多平方米的车间里,19个工人分工和面、揉剂、发酵、蒸制、打包,机器和面,花样馒头全靠手工,一共做10多个品种。「平时一天就能做10万个馒头,消耗100多袋面,主要供应周边批发市场、商超,还有廊坊新发地批发市场。」
春节前,任景军还换了馒头的规格:平时一个150克卖1.5元、200克卖2元,年前改成350克一个、卖3元。「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囤馒头,分量足一点,大家吃得也踏实,商超的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他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回鄄城待一个礼拜,腊月二十八回去,过完年就赶紧回来开工。
另一条路,在北京朝阳的一间小店里。41岁的杜国强是大埝镇冀庄村人,初中毕业就出来打零工,后来跟着师傅学做馒头。「那时候年纪小,初中毕业就出来打拼,觉得北京人流大、发展机会多,又想着鄄城人做馒头有优势,就下定决心来北京闯一闯。」2006年,他从丰台的一个小摊起步,风吹日晒,起早贪黑,慢慢攒下了回头客。到2026年春节前,他的店只有五六平方米,雇着4个人,卖馒头、馅饼、花卷、包子,一个月销售额15万元。
从腊月二十六开始,杜国强的店就24小时轮班,人歇机器不歇,一天要做五六千个馒头。每年他都守到腊月三十下午5点,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再收拾店面、清洗消毒器具,才停下来过年。「累点不算啥,就是想让那些在北京打拼的老乡、喜欢咱鄄城味道的街坊邻居,春节也能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馒头。」
也有年轻些的鄄城人,往馒头里添了新花样。在北京海淀一个农贸市场里,仪传迎保留了老面馒头的味道,又做起了粗粮馒头、蔬菜花卷和杂粮面点:老面馒头留住老年食客,低脂的新品招呼年轻人。在鄄城大埝镇的仪楼村,2000多口人里,有劳动能力的几乎都出门开了馒头店,全村在各地开了200多家。
这些年,鄄城人回家过年的样子也变了。早年春节前忙到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回家的火车票早就抢不到了,大伙就凑钱包车回去。到2000年以后,每年大年初六,馒头专业村的村口都停着一溜面包车,全是准备回城开工的「馒头军」。想出门的年轻人,能问路的,往往就是这些刚回来、又要走的人。
从粮店里打烧饼的李庆林,到一分钟揉42个馒头的杨忠杰,再到天津一天10万个馒头的车间、北京五六平方米的小窗口,鄄城人蒸了40多年馒头,蒸笼越换越多,跟着的还是城里人吃饭的钟点。我们早上买一袋热馒头,付钱买的是一顿饭;对柜台后头的鄄城人来说,那是从黄河滩带出来、做了几十年的生计。
鄄城的馒头师傅们,馒头越蒸越香,日子越过越好,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