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吃掉了弟弟的4根手指，老板却只愿“吐”3000元。从此，仅读了4年书的邓梅云便和弟弟踏上了望不见尽头的索赔之路…… 注塑机吃掉了弟弟4根手指，老板却只愿“吐”3000元 1976年，邓梅云出生在广西桂林阳朔的一个小山村里。自从懂事起，她便清楚地知道家中的困境：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地道农民，整天只知道对着泥土埋头挥汗，收获着微薄的希望；母亲是个体弱多病，连走路都担心会被风吹倒的药罐子；哥哥虽然四肢发达，但头脑简单，几乎没有任何思维；弟弟瘦弱矮小，仿佛天生营养不足，永远也长不大……

　　家庭成员的诸多不幸注定了邓梅云多舛的命运，同时也造就了她早熟和坚强的性格。仅上到四年级，成绩优异的她便自动辍学，用纤弱的双肩帮助父亲挑起了这个5口之家。

　　1996年6月，20岁的邓梅云与相恋了两年的邻村男孩结了婚。自知娘家离不开自己，婚后的她依然尽力照顾著娘家。1998年，女儿出生后，两个贫困家庭的重担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迫使她不得不离开丈夫，抛下年幼的孩子南下打工。

　　在南方这个小城里，没有专长的邓梅云进了一间茶楼做服务员。

　　2000年11月份，见只读了3年书的弟弟无心在家中帮助父亲种田，邓梅云只好把他带在身边，加入打工行列。当时她想，娘家是不可能指望痴呆的哥哥娶妻续香火了，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弟弟成个家。可他只有1.45米的个子，皮肤黝黑，又没有文化，再加上家中一贫如洗，谁家姑娘愿意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呢？惟有让他出外见见世面，学点技术，也许可以改变命运。可万万想不到，一场灾难正等着他们……

　　2001年5月11日，邓梅云趁这天休假去附近的塑料厂看望弟弟，却没见到弟弟的身影。她到厨房问一位广西老乡，那老乡叹息著说：“唉，你弟弟已经很多天没在这里了。”然后又压低声音，“他，他断了一只手。”

　　天哪，怎么会断了一只手？邓梅云震惊不已，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急忙又问：“那他现在在哪家医院？”那老乡却再也不敢多说，只叫她去问老板。

　　办公室里，老板不在。邓梅云问老板娘她弟弟在哪里，老板娘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邓梅云急了，提高嗓子说：“他是在你的厂里出的事，你不知道谁知道？”

　　老板娘这才极不情愿地说：“他在人民医院。”

　　邓梅云疾速往医院跑去，当她看见弟弟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输液，左手白纱布包捆得像个粽子，手心里还渗出血迹时，眼泪便如断线的珠子叭叭直落，心痛如刀绞一般。原本指望弟弟能够为娘家争口气，如今，他竟也成了残废，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她不敢想像弟弟今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老板派了一个河南男孩照顾邓元亮，他劝邓梅云说：“大姐，你别太难过。你看，我也在这间厂里缺了两根手指。现在，老板每个月给我400元，也没强求我干多少事，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邓梅云这才了解到，原来弟弟所在的这间塑料厂经常发生工伤事故，而原本做杂工的弟弟被安排开那部残旧的注塑机。

　　5月6日早上7点30分，刚上班，老板便把注塑机的电闸打下来，吩咐邓元亮去进料。本来那部机就已经很残旧，温度总是不够，平时生产也常出毛病，再加上那天的尼龙薄膜未晒干，当邓元亮将料送进机器里时，虽经锣钢绞烂，但不能进入发热板管道继续熔化，而是倒转出来，停在进料口。当邓元亮用左手再次将料送进机口时，一部分尼龙薄膜随着锣钢旋转，缠住了他的左手腕。邓元亮突觉一股强大的拉力拉着他的手跟料一起卷进了机器里，他本能地想抽出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感觉到手掌发麻，他马上反应过来，用右手关了机。然而，从尼龙料里抽出来的左手已经鲜血淋漓，除拇指保存完整，食指还剩下半节外，其余3个手指全不见了。

　　旁边一个工友见状立即扼住他的右手腕，扶他进入办公室。老板嘴里却骂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然后马上开摩托车把他送到人民医院。

　　邓梅云真痛悔自己当初不该把弟弟带出来打工，然而，任她如何悲伤，也改变不了已摆在面前的事实。邓梅云清楚地明白，自己要帮娘家、帮弟弟的路越来越长了。

　　住院15天后，伤口还没痊愈，老板便给邓元亮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厂里，老板只供他吃工人那粗糙的饭菜，一分营养费也没给。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老板并没有要解决邓元亮工伤赔偿的意思。邓梅云急了，她亲自去找那个30多岁，心地并不善良的本地老板。

　　老板一见她进来，马上黑沉着脸，一声不吭。老板娘反而像人家欠了她八辈子债似的，用愤恨的目光直盯着浑身上下散发着土气的邓梅云。邓梅云并没有被这双如利箭般的眼神吓倒，她壮著胆子问：“老板，你准备怎样处理我弟弟这件事？”

　　老板不冷不热地说：“他是想回家还是想留在厂里？如果留在厂里，我就给他固定工资，每月400元，他能干多少活就干多少活；如果回家，就给他3000元，以后他的事一概与我无关。”

　　“什么？3000元？老板，4根手指啊!”邓梅云虽然不能确凿地知道弟弟这种伤残按法律规定该赔偿多少钱，但她明白绝不止区区3000元这个数目。

　　老板见邓梅云不同意让她弟弟留厂，也不答应拿3000元走人，便说：“那你自己去鉴定看是几级残废，由劳动局裁决赔多少我就给多少吧。”

　　回到茶楼，邓梅云跟同事及茶楼老板说起了这件事，见多识广的老板说：“这种情况至少要他赔偿2万元。”

　　6月4日，心中已有了底的邓梅云辞掉了茶楼的工作，租了一间60元月租的旧房子住下来。弟弟的工伤赔偿还需要经过好几道程序，而这每一道看似简单的程序都不是没有文化又不太机灵的弟弟所能够处理得了的，他的一切只能依赖她。

　　 劳动站所长与弱小的姐弟俩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欧老板转眼间变成了李老板 6月18日，邓梅云带弟弟到人民医院，经鉴定为八级残废。她向镇劳动所反映了事发的经过和递交了一份鉴定书，请求劳动所给予裁决这个工伤赔偿事件。

　　劳动所所长说：“按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得到25个月的月工资赔偿，以现在这里的月工资749元为标准计算，一共是16025元。你们9月25日来领取这笔钱就可以了。”

　　没想到事情这么容易得到解决。邓梅云高兴地问：“还要办什么手续吗？还要不要提供什么资料？”

　　所长爽快地说：“不用了。在这期间，你弟弟同样可以在老板厂里解决吃住问题，不用你操心了。”邓梅云终于舒了一口气。

　　7月初，见弟弟的身体调理得差不多了，邓梅云决定回一趟家乡。

　　9月25日，劳动所承诺交付赔偿金的日期到了，邓梅云挂了个长途电话给弟弟，问他事情处理好了没有。邓元亮告知的消息让她大吃一惊：老板只付给弟弟6月18日之前的基本工资，说他没钱交赔偿金，叫弟弟留在厂里安排工作。

　　邓梅云意识到领取这笔赔偿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二天，她便亲自到镇上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听了事发经过后说：“这种工伤赔偿必须双方签订协议书，不但要老板本人或厂方法人代表签名，还要劳动所盖章方有效。你们被他们骗了。”

　　这不是明摆着糊弄我们不懂法吗？邓梅云气愤地想：“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也要为弟弟讨回公道！

　　临行前，当邓梅云交待丈夫照顾好女儿时，她的丈夫生气地说：“你就只顾娘家不顾我们自己的家了吗？”

　　邓梅云无言对答，羞愧难当。是的，这么多年来，自己心里想的念的操心的都是娘家，而对于自己的家，除了寄一些生活费外，关心过问得很少。可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女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收入微薄的她面对同样贫穷，同样需要她的家，真感到心力交瘁。

　　父亲咬着牙把家中惟一的一头水牛卖了800元交给邓梅云，老泪纵横地叮嘱她照顾好弟弟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9月28日，怀着一颗内疚、不安、沉重的心，邓梅云含泪离开了丈夫和女儿。

　　回到出租屋还没来得及歇息，邓梅云便来到弟弟厂里。邓元亮无奈地说：“老板最近不知怎么回事，经常不在厂里。”

　　他们直接到劳动所，怕事的邓元亮大气都不敢喘，闪缩在一旁。邓梅云上前问所长：“我弟弟的事怎么还不处理？”

　　所长两手一摊，说：“老板他没钱，我也没办法呀。”

　　“那协议书呢？”邓梅云冷冷地问。她知道，这所长跟老板是同穿一条裤裆的人，要不然，他不会欺骗我们。

　　“什么协议书？”所长反问。

　　邓梅云胸有成竹地说：“什么协议书？你身为劳动所的所长，不会连处理工伤事故最基本的程序都不懂吧？自从被你骗后，我已把一切打听得一清二楚。”

　　所长这才搪塞说：“那你们过几天再来。”

　　两天后，他们再到劳动所时，所长才将一份协议书摊到邓梅云面前叫她签名。已经被愚弄过一次的邓梅云这次警醒了，当无知的邓元亮看也没有看协议书的内容便拿起笔想马上签名时，她挡开他的手，拒绝签名，要求叫老板过来后才签。所长只好收回了那份协议书。

　　又过了两天，他们再到劳动所时，所长推给邓梅云另一份不同内容的协议书，说：“这间塑料厂原来的老板欧明浩现在已将厂房卖给了该厂的主管李文启，你这个工伤事故今后由李文启负责处理，你签名吧。”

　　奇怪，厂里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换老板？会不会又是他们在耍什么花招？邓梅云心里一咯登，还是阻止了弟弟在异了主的协议书上签名。

　　之后，欧老板果真消失了。厂内的一切事务均由李文启管理。

　　所长曾多次通知邓梅云姐弟俩前往劳动所，说老板会过去签名，待他们赶到那里时，他却又以各种理由推说老板来不了，让他们顶着烈日白跑了一趟又一趟。

　　10月16日，所长拿出一份签了李文启的名字的协议书叫邓梅云的弟弟签名，上面说明同意11月10日支付邓元亮一次性残疾赔偿金及一次性工伤辞退费合计18725元。

　　邓梅云想：他们拖了又拖，是明摆着不想给钱。我虽然没文化，但我明白，谁欠债谁还账，事情在谁手里发生，就必须找谁负责，怎么可能由另一个与事件无关的人来赔偿？她再也不相信这个道貌岸然的所长了。她决定不再任其摆布，不再徒劳地等待。

　　 厂房倒闭，一张补办的营业执照使他们半年奔波一场空 未与官场打过交道的邓梅云壮起胆子，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地询问。她首先找到工商局，请求查询老板的营业执照，工商局的人不予理会，说这是劳动站的事，想到再找劳动站也是白搭，于是，邓梅云直接找到市劳动局。市劳动局检察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可以帮她查，但必须耐心等待，等多久，却没有一个承诺。

　　又半个月过去了。邓元亮发现，这个只有几十个工人的工厂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好像越来越萧条了。工人经常没工开。万一老板突然走了怎么办？邓梅云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按李文启签名支付赔偿金的日期到了。11月10日，邓梅云携弟弟来到劳动所时，所长又说要等到11月21日才能给钱。邓梅云愤怒地说：“你一直叫我们等，我们就相信你的话乖乖地等，如今足足等了5个月，可你还一再玩弄我们。如果我们等到11月21日老板还不来，你说，我们怎么办？”

　　所长不耐烦地说：“反正我们会负责的。”

　　邓梅云知道他这句“负责”又是一句空话。第二天，她直奔市劳动局找到局长，局长叫她找仲裁科，当仲裁科要求镇劳动所的所长将邓元亮工伤赔偿的资料送上来时，那所长眼露凶光地盯着邓梅云姐弟说：“我不是说我会负责你们这事吗？你们干吗还老往上面跑？撑饱了没事干是不是？”

　　邓梅云咬紧下唇皮，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所长的这句话正触痛了她的心。弟弟断了手指后，为了取得这笔赔偿金，她也紧跟着失业。为了省钱，她和弟弟连一天1元钱的公共汽车也舍不得坐，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劳动所、市劳动局之间，脚底不知磨烂了多少个血泡。5元钱的快餐对于她来说也是奢侈的，她每天早上用矿泉水瓶装上一瓶白开水，带上一碗饭，炒几棵青菜作午餐就上路。她穿的还是往年的旧衣服，出入也是那双已磨平了底的旧拖鞋，完全没改变山村农妇的模样，与这个繁荣的城市极不协调，走在大街上常遭到路人不屑的目光。最让她头痛的是，每次到了那些办事人面前，不善言辞的她总是低声下气，惟恐一不小心说错话或语气不够柔和让对方没听上两句便不耐烦地撵他们出去。若不是可怜的弟弟缺了手指无法找到工作难以生存，谁吃饱了撑的无缘无故地活受这份罪？如今，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卖牛钱已所剩无几了。如果事情再解决不了，她连吃稀饭都成了问题。

　　11月15日，邓元亮见李文启叫了一部车回来，几个工人在他的吩咐下正往车上搬材料，心里很纳闷。李文启威胁他说：“你不准报警，要不，打死你！”这句话提醒了邓元亮，他虽然非常害怕，但还是趁李文启忙着指挥工人时悄悄溜到士多店打了“110”。一会儿，警务区和治保会的人来了，抓走了李文启。

　　21日到了，仲裁科没把老板的营业执照查出来，劳动所也没按约给他们解决问题。

　　22日晚上，多天没见人影的李文启黄昏时分又回到厂里，破天荒地吩咐厨房煮饭给邓元亮吃。一向习惯晚睡的邓元亮吃过饭后就觉得很困乏，还没到8点就躺在床上。迷糊中，仿佛感觉到窗外有人影在晃动。他想起身看个究竟，眼皮却越来越撑不开，身子骨也疲软无力，一会儿，便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清早起来，他意外地发现，厂里所有值钱又容易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办公设备、电话、空调等物一件不留，只剩下一些材料和两部注塑机。

　　劳动所一听到这一情况立即来了几个人，封了车间，宣布老板破产，叫工人回宿舍等候消息。几天后，他们拍卖了那些材料，发了工人一部分工资，便遣散了，叫员工自找出路。邓元亮也分到了400元，正好救了燃眉之急。

　　那两部注塑机一时找不到买主，便摆在厂房的空地上，劳动所的人安排邓元亮仍然住在厂宿舍看管好那两部机器。所长对他说：“老板已溜走，我们没办法了，你的事我只能处理到这一步，你们找劳动局吧。你如果能守住这两部机，将来劳动局处理你的案件时，便可以把拍卖的钱交到你的手上，至于不够的款项，我看是很难追回了。

　　邓梅云虽然明知是因为所长在包庇老板，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却又无可奈何。厂房倒闭，上诉的路越来越崎岖难行了。

　　此后，邓梅云再次找到市劳动局，仲裁科的人叫她交400元仲裁费才给她处理。别说是400元，就是40元，此刻的邓梅云也要计划着开支呀。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她又带着弟弟找到法律援助中心。一位年轻的女律师接待了他们，耐心地听他们诉说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说：“你们交2000元律师费，赔偿的事我们包给你们处理妥当。”

　　这下可把邓梅云姐弟俩吓傻了，400元的仲裁费都拿不出，如今还能上哪里去找2000元来？邓梅云对那女律师再三恳求，声泪俱下地诉说了自己家中的情况，那名女律师才起了恻隐之心，给他们写了一份免费仲裁的申请书。然而，当同意免费给他们调查处理的仲裁科把仲裁书交到他们手里时，他们几乎崩溃了，只见白纸黑字赫然标明：

　　被诉人欧明浩于2000年5月16日领取营业执照，而申诉人于5月6日发生工伤事故时，被诉人尚未领取营业执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的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的规定，邓元亮的工伤争议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因此，本委对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不予调整。驳回申诉人的申请。

　　这个结局如一颗炸弹，直震得邓梅云脑袋嗡嗡作响。半年多了，近200来个日子，自己为这件事没睡过一个安稳的觉，没过过一天舒心的生活，结果竟是兜了一个圈子后又转回原地，竹篮打水一场空。

　　她打听到，这种事劳动局若不管，可以到法院起诉。可是，她连诉状也不会写，怎么办呢？于是，她又到法律援助中心，请求那位女律师给他们写一份诉状，却被一口拒绝了。最后，邓梅云到一位工友那里借了200元，才获得了一份起诉书。起诉书上，她不但要求赔偿弟弟残疾赔偿金18725元，还要求被告承担赔偿原告误工费每天30元，伙食费和交通费每天20元。

　　2002年元月9日，当邓梅云将起诉书递交到法庭时，工作人员告诉她，按法律程序，也不可能马上给他们处理，还是叫他们等两个月才能开庭。虽然他们对于这个“等”字早已习以为常，但乍听到又要等两个月时，邓梅云还是心乱如麻，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祸不单行，千里之外的丈夫却在此刻提出跟她分道扬镳。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亲情冷酷，一纸离婚诉状割断了夫妻情 自从老板脚底抹油溜了后，邓元亮就一直独自住在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厂内宿舍里。厂里的水电早已停了，一到晚上，四周黑咕隆咚的，显得阴森恐怖。其实，如果真有人来偷那两部注塑机的话，又岂是矮小瘦弱的邓元亮所能奈何得了的？但他必须守着，因为那是老板留在厂里的唯一的财产，也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他胆战心惊地在那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而寒冷的黑夜。

　　一个漂泊异乡的人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想到与自己最亲近的亲人，总是渴望得到亲人亲切的问候，得到家庭的温暖，邓梅云也不例外。在忙忙碌碌地为弟弟的事而奔波受挫的这段日子里，邓梅云最想念的，就是丈夫和女儿。可每次打电话回乡下让别人转叫丈夫来听时，丈夫总是只让才4岁的女儿跟她说几句话，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半句问候，更不用说关心小舅子的事办得怎么样了。邓梅云知道，他还在生她的气，但她又能怎么样呢？

　　患难是最能检验亲情的晴雨表。邓梅云与丈夫之间的感情也在这块晴雨表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天，实在没办法了，已身无分文，弟弟的事却还一直在拖，邓梅云便打算让家里借些钱来接济一段时间。当她一再要求丈夫来接电话后，他才很不情愿地来了。她说：“我连开饭的钱都没有了，你借点钱寄过来……”

　　“要我借钱给你是不可能的！”还没听邓梅云诉说完，丈夫便打断她的话说，“你心里既然没有女儿，没有这个家，那你干脆回来把我们的关系分割清楚！”

　　听到这句话，邓梅云虽难过，但并不心痛。由于家贫，结婚时，夫家一分彩礼钱也没给，娘家父母丝毫没有责备他，认为只要他好好对待自己的女儿就够了。谁知，自从女儿出世后，丈夫便嗜赌成性，好吃懒做，成天巴望着在外打工的妻子寄钱回去，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她片言只语。若不是有女儿这条纽带牵扯著，邓梅云早就想跟他离婚了。如今，既然丈夫先提出来，她想，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能支持我，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不能尽一分薄力，还有什么情分可言？离就离吧，离了自己好一心一意地帮助弟弟，帮助娘家，免得自己一个女人要挑两头家。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在落难时曾经得到过邓梅云解囊相助的老乡知道了邓梅云的困境后，主动借钱给她回家，并拿出300元给邓元亮作伙食费。

　　回到家里，邓梅云惊愕地看见原本白白胖胖的女儿独自在家，竟然瘦如秀竹，弱不禁风。细问之下才知道，自从她走后，女儿便咳嗽不止，可她父亲一天到晚沉迷于赌桌，一直没有带她去看医生。邓梅云见女儿病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不顾旅途劳累，马上向邻居借了点钱带上女儿直奔医院。医生说：“她这病拖得太久了，早已经转成慢性肺炎，若迟些才来医治，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呀。”听了这话，邓梅云的心碎了。丈夫可以对自己不闻不问，可怎么能连女儿也漠不关心哪。

　　当晚深夜，邓梅云的丈夫才疲惫地回家，两眼布满血丝。见邓梅云回来了，他也没有过问一声。曾经恩爱过的丈夫此刻变得如此陌生，邓梅云对这桩早已没有幸福可言的婚姻终于彻底绝望了。第二天，她便气愤地叫丈夫一齐来到当地法庭。

　　在法庭的工作人员面前，邓梅云大胆地列举了丈夫的种种劣迹。她丈夫竟说，女儿他也不要，叫邓梅云一并带走。法庭的工作人员说：“那好，你准备1万元来做你女儿的抚养费吧。”邓梅云的丈夫一听傻了眼，他以为两个人到了法庭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好离婚手续，哪想到还要给这么一大笔钱。最后，他又不同意离婚了。

　　婚虽然一时没离成，但这一纸离婚诉状已将他们夫妻的感情完全割断了。想起这个不能留给自己任何眷恋的家，邓梅云满怀惆怅。

　　 判决书姗姗来迟，索赔之路还是望不到尽头 怀着失落的心情返回广东，邓梅云马上又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法庭以老板一家已出国为由，推托受理弟弟的赔偿诉讼。

　　“这怎么可能呢？”来到法官面前，邓梅云据理力争，“厂里的工人都知道，老板娘已身怀六甲，预产期就在这段时间，他们根本不可能出国。就算老板出国了，那也是你们执法部门的责任，办出国手续要一系列的证明，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跟他打这场官司，在事情没有处理完之前，怎么可以让他出国呢？”

　　法官无言以对，最后只好说：“那你们去把他找回来，什么时候把人找回来了，我们就什么时候开庭。”

　　邓梅云知道老板在本市有一套新房，但不知具体地点，为了找回老板，她吩咐弟弟亲自到老板老家的村子里去打听。当邓元亮找到欧明浩老家时，却只见欧明浩那年过六旬的父母住在一栋矮旧的老屋里。邓元亮谎称自己是来看望欧老板的，问他们知不知道欧老板在哪里，他们一个劲地说不知道。再问村里的其他人，有的摇头不答，有的说他搬走了。最后，他找到村委，请求告知欧明浩新迁的地址，村委见他又矮又瘦，穿着陈旧，理都不理他。

　　后来，邓梅云又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一位好心的律师直接告诉她：“像这种情况，法庭必须派人去找老板，而不该叫你们自己去找人。”

　　想起劳动所像捉迷藏一样玩弄他们，邓梅云明白了，原来老板早已事先打通了关系，法庭也同出一辙，在包庇他。她按律师的指点，向法庭要求先把那两部注塑机卖掉作弟弟的赔偿金，賸余的金额以后再给。嘴皮都磨破了，法庭才答应帮助找买主，最后以11000元成交。

　　2002年3月6日，在姐姐的嘱咐声中，怀着激动与不安的心情，邓元亮终于站在法庭的原告席上。被告欧明浩虽然缺席，但法庭依然依法开庭。最后，法庭按劳动所的协议书判决，赔偿邓元亮残疾补偿金和一次性工伤辞退费合计人民币18725元，而他要求补偿的误工费和伙食费、交通费则因缺乏具体的依据而被撤消。由于一直找不到被告，只能先付给拍卖注塑机所得的11000元，还欠7725元只能等找到欧明浩后才能支付。

　　当法官问邓元亮是否同意此判决时，邓元亮回头望着为她奔波了整整10个月的姐姐。邓梅云明知这样判决不公平，但考虑到如果不同意，又将不知拖到什么时候，只好无奈地点头叫弟弟签名。

　　11000元总算到手了，可邓梅云细算下来，却已无法计算自己是输还是赢：自己和弟弟均为这件事误工足足10个月不说，精神上的打击，奔上跑下的车费，每天的伙食费，300个日日夜夜的不得安宁，操心费神，又岂是这区区11000元所能补偿得了的？

　　苍天总是捉弄苦难人，11000元刚到手，邓梅云娘家便传来不幸的消息：由于操劳过度，邓梅云那原本健康的父亲胃出血，必须马上做手术。一贫如洗的家哪里拿得出这一笔昂贵的手术费，于是，为了救父亲的命，这一笔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赔偿金即刻又化为乌有。邓梅云真是欲哭无泪。

　　然而，事情还没完，追讨那7725元仍须费一番周折。当邓梅云要求法庭调查欧明浩的新家强制责令他交清欠款时，法庭的工作人员却说：“你们也知道，欧明浩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难道叫我们没收他们那栋老房子，赶他们老人家走不成？至于他的新家，还是你们姐弟俩自己去找吧。”

　　明知道希望很渺茫，但邓梅云还是没有放弃。弟弟少了一只手，打工和回家务农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为了让他好好地生存下去，她花200元买了一部小三轮车，让弟弟去市场卖水果。而她自己则找了一份皮具厂的工作。他们打算一边挣钱维持生计，一边抽空去寻找老板。可是，执法部门不愿帮助他们，村里人不愿告诉他们，他们何时才能找到那丧失良知的欧老板呢？这条索赔之路究竟还有多远？邓梅云无法丈量。

　　（注：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