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场怪病夺去了我的双眼。在那个连吃饭都很困难的年代，已有八个孩子的母亲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再养个累赘。一天，她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扔下走了。我疯了似的大哭，摸索着抓住任何一个能抓住的人，然后爬到地上摸他的鞋，我知道母亲穿的是一双家做的条绒布底鞋。条绒鞋，是我寻找母亲的唯一依据。我边哭边摸，边摸边哭，只要有穿条绒鞋的我就死死抓住，直到被抓的人说出话来才知道真的不是母亲。我不知道抓过多少人，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我想只要找不到母亲，我大概会一直哭下去，直到哭死累死。没等到我哭死累死，母亲便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她一句话没说，抱起我就走。整个回家的路上她都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后来，母亲还是想法治好了我的眼睛。然而，被扔过一次，心里便有了比瞎了眼睛更可怕的黑暗，对母亲根本没有小女儿的依赖与顽皮，小小的我紧紧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警惕又敌视着周围的一切人和事。连母亲都不能信任还敢信任谁？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十年后我成了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走出大山，走出母亲的视线，突然有一种轻松与摆脱的感觉，知道母亲站在身后长时间遥望，我硬是连头也不回。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我一头扎在城里艰难而专致地经营起了自己的人生。故乡及故乡里的母亲好像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除了逢年过节象徵性地问候几句，寄点钱外，平时极少想起。

　　突然接到四哥的电话，说母亲胃病老是不好，想到省城检查检查，问我行不行。我能说不行吗？这个时候是个乡亲也得热情招待，何况她是我的亲生母亲？母亲来了，同来的还有四哥五哥。我以最快的速度联繫了省城最好的医院，带着她做了各项检查，三天后，结果出来了，是早期胃癌。

　　我知道胃癌早期治癒率还是很高的，于是与四哥五哥商量手术事宜。四哥五哥说母亲是咱们九个人的必须和大家商量，万一有个好歹怎担待得起？我知道他们是顾虑昂贵的医疗费，就说：「钱不用担心，要紧的是抓住治疗时机。」虽然压低了嗓音，里屋的母亲还是听到了，她坚持先回去。

　　第二天我送他们到车站，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丫头，趁我还在，抽空回去看看吧，那毕竟是你的家啊！」我鼻子一酸，便有眼泪流出，说：「您不要多虑，手术后很快就会康復，回家安排好后赶紧回来，手术越早越好。」母亲没有看我的眼睛，但我分明看见她那爬满沧桑的眼角湿湿的。

　　半个月过去了，母亲没有来，一个月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来。几次电话联繫，那一头总是支支吾吾，终于忍不住，我特地赶回了老家。不过两个月，母亲已经瘦得脱了形，她躺在床上，神情木然，看到我，脸上突然有了一抹光泽，挣扎着就要坐起来，不停地吩咐嫂子为我做这做那，并硬把三姐为她买的，而她没有捨得吃的一块西瓜给我吃。三姐把我拉出屋外，抹着眼泪说：「母亲的胃癌已经扩散，医生说没救了。」我很着急：「为什么不去做手术呢？」三姐叹口气说：「你的哥哥们过得不太好——」「我说过钱不用愁嘛！」「可母亲说已经花了你不少钱，死也不能再给你添负担了，怕你为了赚稿费熬夜，你的眼睛本来就不好。」我无言，我总以为愚昧的母亲不懂得忏悔；我以为子女太多，她不在乎我的存在；我以为——我真后悔两个月前没把母亲留住。

　　母亲终于还是走了，带着心中的那块疼。从不回家的我现在总爱回家看看，看看母亲住过的老屋，到母亲坟头上坐一坐，只是，这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