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我与你们一路同行！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打工者毫无疑问是个弱势群体，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蓝领打工者更是如此。他们在从事著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社会创造著财富。然而，这个社会回报给他们的却常常是让人难以言说的不公。
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他们时时会受到职业病的危害，甚至会因此致残。因为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他们时时会受到黑心老板的盘剥。因为他们没有技术特长，他们常常会陷入“黑职介”设置的陷阱中。他们会辛苦一年而拿不到工钱，他们会在身心受到伤害后求告无门。
谁能为打工者撑起一片蓝天？当我听说有一位名叫刘君的打工作家，时常用他手中的笔去关注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后，来到郑州市城东路78号他租住的小屋。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打工侠客的传奇故事。
为圆梦儿走四方 我曾做过许许多多出人头地的梦，而最常做的梦却是能够成为一名记者、一个作家。还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因为作文写得好而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竟然产生了长大以后当个作家的念头。为了这个梦想能够实现，我设法借来了所有能借到的文学名著看个没完没了，就在即将参加高考的头一天晚上，我还沉浸在《红楼梦》所描述的虚幻之中，结果以５分之差而名落孙山。
高考落榜了，父亲准备让我复读一年，来年再战。我说啥也不愿再走进校园，我对父亲说：“爸，我的志向是做一个作家，而当作家并不一定非要上大学才行。高玉宝没有上过大学不照样当作家吗？”父亲拗不过我，只得随我去折腾。直到1993年春天，我凭着自己的成绩被乡政府聘用之后，父亲才悄悄对别人说：“看来这小子的书没有白读。”
那时候，我在乡政府里做文书。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经常向报刊投稿，虽然大多是些小通讯、工作简报之类的玩意儿，但不断见报的“豆腐块”还是时常让我沾沾自喜。领导经常鼓励我好好干，我也觉得自己算是个人才，想当记者、作家的梦也更强烈了。
1995年6月，我从报纸上发现郑州一家新闻单位招聘编辑、记者的广告，看人家要求的条件自己差不多都具备，心里便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我不顾亲人的劝阻、领导的挽留，毅然辞掉工作，带着以前发表过的样报来到郑州。
等来到省城之后我却傻了眼。当我来到那家招聘记者的报社时，却因为没有大学本科文凭而被拒之门外。随后，我又找了好几家新闻单位，也都是败兴而归。没办法，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几家需要文员的公司应聘，但人家却是无一例外地要的是年轻女性。
求职路上历尽了波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先后漂泊到武汉、广州等地，一边打工，一边寻找著圆梦的机会。你还别说，我后来竟真的在广州一家小报谋到了职业。到了1998年10月，我就职的这家报社因故停刊，我也带着失落回到北方。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我在郑州南郊一家生产农药的化工厂找到一份搬运的工作。
虽然只做过一年多的记者，可我却常常以记者自居。我的作家梦依然未醒。繁忙的劳作之余，我坚持读书、写日记，坚持不断地练笔、投稿。不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吗？谁能说求职、打工路上所遭遇的一切，不是生活在向我提供写作的素材呢？
在外出打工这几年间，我陆续有作品见诸报刊。虽说数量不多，可质量上却比在乡里工作时发表的那些“豆腐块”强了许多，而这些文章的发表也使我的境况得到了改善。1999年秋天，老板知道我热衷于写作的事之后，便把我调到办公室负责文秘工作，工资待遇和食宿条件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我拼命地工作，希望得到老板进一步的赏识。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写作，渴望早一天能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梦想。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一切。
为了一个打工妹的生命 我打工的这家化工厂是一家私营企业，其主要产品是甲胺磷、1605等有机磷农药。虽然外面的办公大楼装饰得富丽堂皇，可工厂的生产设备和工作条件却实在不敢恭维。其中，包装车间的设施尤其简陋，一走进这个车间，刺鼻的农药味便让人难以忍受。在这个车间打工便成为一种非常危险的工作。而工作环境的恶劣、防护设施的不到位，又使得这个岗位上的打工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曾数次向老板提供改造该车间的建议，但老板却总是不屑一顾。等到了2000年的时候，终于酿成了事故。
2000年3月的时候，厂里从豫东招来几个打工妹。这几个女孩的化工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她们只带着厂里发的普通棉布口罩，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而那普通的口罩又怎能抵挡住农药的侵袭？
5月的郑州，天气一天天地热了起来，温度一股劲地往上窜。可那些女孩还是一如既往地在闷热的车间里埋头苦干。终于，一位叫贡喜梅的打工妹因为农药中毒而倒了下去。5月20日，被毒魔击倒的贡喜梅被送到河南省电力医院，而此时的贡喜梅已经停止了呼吸，只有微弱的心跳表明她还活着。在这里，医生在她的颈喉管上切了一个小口，连接上呼吸机维持着她奄奄一息的生命。三天四夜过去了，贡喜梅的肺部开始蠕动，医生们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将她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贡喜梅的亲人闻讯从家乡赶到郑州，她的母亲看着昏迷不醒的女儿，哭得数次昏死过去。而在事发之后的一个月里，贡喜梅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听不见、看不见，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弹，除了心跳表明她还在苟延残喘外，她和一个死人并没有什么两样。输液器一刻不停地滴著药液，亲人们日夜守候在贡喜梅身旁，企盼着她能早一天康复。就这样，一直等到6月24日，贡喜梅才在人们企盼的目光中慢慢地有了知觉。当她费劲地睁开眼睛时，喜极而泣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著女儿的名字。
然而，贡喜梅的亲人们脸上并没有露出多少笑意，巨额的医疗费像一块巨石压在他们心头：自从她被送进医院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她已经用去了54200多元的医药费，可厂里仅仅支付了6134元。贡喜梅家里并不富裕，为了给她治病，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全都变卖了，邻居亲友也都借遍了，可还欠医院近万元的医药费没有着落。
贡喜梅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往厂里跑，请求厂里支付那高昂的医药费，救救她的女儿。可我们的老板就是不答应出钱。最后实在被贡母缠得没办法了，才硬着心肠对她说：“这样吧，厂里再给你们7000元钱，不过得有个条件，你们拿了钱后再也不要到我这里找麻烦了。”老板说完这些话便扬长而去。
贡母哭着离去了，我心里却是一阵阵地痛。我好想帮她渡过难关，可我明白自己的分量，我不可能改变老板的决定，也没有更多的钱去资助她。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花季女孩就此死去吗？我苦苦地思索著，却是一筹莫展。忽然，一道灵光从脑中闪过，我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我不是喜欢写作吗？我为什么不将这件事通过媒体报道出去，让更多的好人心都来帮助她呢？
这篇题为《中毒打工妹，泣血呼唤爱心救助》的稿子在《大河报》发表了。稍后，《河南商报》、《城市早报》等媒体也相继报道了这件事，从而使贡喜梅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郑州市妇联、市政法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先后到医院看望了这位遭遇不幸的打工妹，并支持他们通过法律讨回公道。社会各界也纷纷向贡喜梅捐款捐物，使她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2000年12月29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贡喜梅状告化工厂一案，判决化工厂支付贡喜梅医药费、精神抚恤金共15万元。闻听此讯，我又为正义得到伸张而高兴，写下了一篇5000多字的通讯《打工妹，法律为你讨公道》，发表在《经济消息报》2001年1月的月末版上。
贡喜梅是不幸的，她因为农药中毒而由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一个残疾人；贡喜梅又是幸运的，社会各界的爱心时时温暖着她。然而，打工路上，又有多少人像贡喜梅一样遭遇类似的不幸呢？这个想法时时煎熬着我的心。于是，我在走访了河南省职业病医院等单位后，又写下了《打工者，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杀手》，提醒人们关注职业病造成的危害。这篇稿子在《就业时报》上发表后，又先后被《化工之友》、《医药与保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转摘。
2000年10月，一向对我器重有加的老板把我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开除了。
窑场百日那段难忘的奴隶生活 2001年7月，我写的《窑场百日，难忘那段奴隶生活》在宁夏出版的《道德生活》上发表了。可有谁能想到文中所讲述的故事全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呢？
在郑州市周边，有500多家生产红砖的窑场。由于膨胀的利益驱动，这些黑窑场非法拘禁、虐待民工的血泪惨剧时有发生。尽管有关单位不断对其查处，但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之下，这种现象却一直禁而不止。
2001年2月23日，郑州市二马路劳务市场，人头攒动，到处都是找活干的民工。几个面容姣好的女孩被人领走了，马上又有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此时的我也是找活干的民工中的一员。
我希望能亲自到黑窑场上体验生活，把那些黑窑主们的骗人手段暴露出来，给我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一点警示。
我在劳务市场一直待了5天，机会终于来了。这天，一个长得慈眉善目的女人来到我面前：“喂，有个活儿你干不干？”
“什么活儿？”
“力气活，活儿也不太累，管吃管住，一天20元。你要愿干。给我100元介绍费，现在就可以走。”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和小曹──我在劳务市场认识不久的朋友共给了这女人150元，跟着她来到停在火车站南端的中巴车上。车上一位40多岁的男子和那女儿咬了一阵耳朵后对我们说：“先在这里等会儿，等我们再找几个人就走。只要你们好好干，钱肯定有你们挣的。”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时，中巴车才拉着我们向郊外驰去。和我一起去窑场的除了小曹和另两个湖北人外，还有一个叫琴的信阳女孩。
1个小时后，我们被拉到一个说不出名字的地方，这时的天已经黑透了，但工地上却依然灯火通明。下车之后我们就知道上了贼船--这地方真的是一个黑窑场。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噪音惊醒。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手里提着一根皮带站在门口，嘴里不时大声叫骂着：“快点起来干活去，他妈的，你小子动作快点，也不看看啥时候了，我操！”
我急忙穿起衣服，顾不上整理床铺就赶紧往外走，外边还是一片夜色。虽说我没有戴表，却也估摸出我们上工的时间也就5点钟左右。
我被分配在运输队干活，就是把从砖机上压好的水砖坯运到指定的窑前。连我在内，运输队共有15个人，我们被要求每天至少拉80车砖坯。工头告诉我们，每拉一车砖坯可以挣到0．27元的工钱，如果在运输过程中不小心翻了车，则要被扣掉3块钱。同时他还告诉我们第一个月的工钱要被扣作押金。至于为什么要扣，什么时候能还，工头没有说，我们也没人敢问。在这里，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从装上砖坯到卸车的地方有500多米的距离。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用一根细长的三角带搭在肩上，双手紧紧地握著车把，身体前倾著用尽全身的力气，双脚一前一后用力蹬，车轮丝纹不动，肩膀却被狠狠地勒了一下。一个趔殂，我差点倒在地上。在工友帮助下，车轮终于转动了。一路上，不时可以见到监工的身影，这些二三十岁、模样长得凶神似的监工都是本地人。他们手中的皮带和竹条随时都会落在我们身上。一天干下来，我拖着如灌了铅似的双脚向睡觉的地方走去。胳膊和腰都酸疼无比，肩膀上留下了道道红印，两只脚只要一着地便犹如针扎般地疼痛难忍。
我有属于自己的号码：9号。在这个窑场里，除了老板和那些监工之外，所有的打工者都有自己的号码，我们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起。
在距离窑场3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两排低且简陋如鸽子笼般的小平房。这便是我们的住处，地上很随意地扔著横七竖八的草垫子，满是油污的被子令人恶心。但干了一天活的人们一头倒在这冰冷的砖铺上却再也不想起来。
那天晚上，我昏沉沉地睡去，却美美地做了一个回家的梦。
窑场的早餐一般是馒头和面糊，午饭则是漂著一层菜叶的面条。偶尔，食堂的大师傅也会善心大发地使面条汤上漂上一层油花。有时，他又会在饭里撒上一把盐，说是这样工人们就会少吃一些，胡萝卜的皮是从来都不削的，夹杂着没有洗净的泥巴，看上去连猪食都不如，吃进嘴里，泥土的沙粒直顶牙，让人难以下咽。但就是这样的饭，大家也抢着吃。困为我们的吃饭时间只有10分钟，不抢着吃下这些东西，干活时就没有力气。而这种纯体力活，没有力气又怎么能行？再说你干得稍慢就可能招来一顿毒打。
在这里干活的人基本上都挨过打，我自然也难以幸免。而当某人挨打时，其他工友却站在一边看热闹，决不会有人上前劝架的。人们或许怕惹祸上身，也许人们早已经麻木了。
我一直寻找著逃跑的机会，却总是因为监工看得太紧而无法付诸行动。直到我在这里干了3个多月，才逃出这个魔窟。
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2点多，除了干活的民工外，窑场的监工都睡午觉去了。忙活了大半天的我口渴得要命，顾不得老板“不是吃饭的时候不能去食堂的规定”，偷偷溜进食堂想找点水喝。谁知推开虚掩的门，扑入眼帘的却是不堪入目的一幕：身强力壮的窑场老板把和我一起到窑场的琴压在身下，一只手正在往下撕扯她的裤子，琴则无力地反抗著。那一刻，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一步跨上前去，抓住老板的头发使劲往后甩，然后拉起琴就往外跑。我们躲在一座废弃的窑场里，一直等到天黑透了，才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外逃去。
运气还算不错，我们总算是逃了出来。随后我向有关部门举报了这个黑窑场，将仍在那里受折磨的民工解救出来。再后来，我将自己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5000多字的稿子，提醒外出打工的朋友们，别掉进那些黑心老板设置的陷阱中。
打工的兄弟姐妹，我与你们一路同行 曾经有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写名人婚恋方面的稿子最好用。他希望我不要老是写那些社会底层的小事。我感谢朋友的关照，可我的笔却一直离不开我身边的打工朋友。
我本人就是一个打工者，整天就生活在打工者中间，他们也愿意把窝在心里的话掏给我。于是，我写出了郑州一对老艺术家为养育6个苦命孤儿，而去打工卖唱的爱心故事；写出了一个郑州女孩在打工致残后，与疾病顽强斗争，并开办了“梅丽热线”的动人故事；写出了王春桃以智慧取胜，抱着骨灰盒打天下的职场传奇；写出了一位打工妹白手起家，从一个澡堂搓背工而成为酒店经理的创业故事……
我是那样地醉心于自己的事业，每天一下班便忙于采访、写作。却未能料到写稿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曾经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警告我不要整天围着帮打工者维权的事儿转，否则会有人给我好看。我谈了几年的女友也因我频频与打工妹接触而醋心大发，离我而去。而最让人伤心的却是某些打工者的不理解。
2001年8月15日，我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条采访线索，说的是河南浚县一个18岁的男孩，应聘到台湾一艘渔船上当海员。后来，这个男孩由于在船上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下肢瘫痪。按照这个男孩出海前与劳务中介绍公司签订的协议，男孩上岸后看病所花的医药费应由中介公司承担。但此时的中介公司却不认这个账，从而使男孩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为了给孩子看病，也为了替儿子讨回公道。男孩的母亲抛家离夫来到郑州，一边打工一边为儿子的事奔波著。
当天下午，我骑车来到男孩母亲打工的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听我说明来意，这位母亲很爽快地答应接受我的采访。然而，就在她进述事情的经过时，她的一位同事走了过来，向我索要记者证。我当即向其说明我只是个自由撰稿人，我之所以来采访只是想帮助这对陷入困境的母子。但这位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丝毫不听我的解释，对我说：“我怀疑你来这里的目的不纯，所以我们拒绝接受你的采访。嫂子，你让这人走吧！”而男孩的母亲竟真的向我下了逐客令。
走出医院的大门，我心里委屈得直想哭。我这是何苦呢？干点什么不好，来管人家这些闲事？偏巧天公也不作美，我刚骑上车准备回去，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当我像落汤鸡一样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时，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过就此放下手中的笔，因为我并不是除了写作就挣不来一碗饭吃的人。可我无法放下手中的笔，我是那么喜欢写作。是的，今天的采访是失败了，可是，以往哪一次采访不是受到当事者的理解和感谢？
2001年12月的一天，我在郑州市纬四路上见到这样一幕情景：一个30来岁的女人坐在轮椅上，她身边围了一大堆人，她们在一起尽情地说笑着。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会变成如此模样？她的精神状态为何么这样好？职业的敏感使我走上前去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女人名叫英子，曾是深圳某公司郑州办事处的员工。5年前，她在前往商丘办事的途中遇上了车祸，从此只能与病床为伍。眼看她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希望，狠心的丈夫又无情地抛弃了她。这时候，她的养母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对她说：“孩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不要你，妈养活你！”
英子的养母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可为了女儿，她不得不到街上去捡废纸、到市场上拾菜叶来维持生活，她自己则在家门口摆上修鞋摊来赚几个辛苦钱。从女儿出事到现在，母女俩就这样相依为命地生活着。而母亲的真情呵护又给了女儿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为了母亲，女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她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却豁达而又幸福地活着，她企盼著到2008年的时候，能带着母亲到北京去看奥运……
我被这一对母女的坚强感动了。12月24日，《京江晚报》社会传真栏目以《一对母女的铿锵人生路》为题，报道了发生在这对母女间的亲情故事。12月30日，江苏省镇江市的于国顺先生来信说，愿意用自己的力量来替英子偿还她当初看病时欠下的20多万元债务……
2002年1月1日，英子的母亲推著轮椅上的她来到我租住的小屋。听着母女俩一声又一声的“谢谢”时，我的眼睛模糊了。
采访结束了，当我和刘君一起来到街上时，我蓦然发现一双喷射着火一样激情的眼睛，在敏锐地注视着这个身边的世界，有深情也有忧虑，有关爱也有愤懑。我心中不由一恸，在这个充满了浮躁的尘世中，他那一双对弱势群体倾注著深情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临分手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打工路上的朋友们一起直面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