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出门在外，打工人最怕的是什么？恐怕不少人会说怕生病。
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然而生了病，一想起要跟医院打交道，不少人就心虚。所以有人说，没啥了不能没钱，有啥了都不能有病。
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这就是打工人面临的困境。
他们的身体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生了病，怎么办？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策划 本刊编辑部
—— 一个患病打工仔的自述 病不起的日子也病过了，而且还活了下来。活下来就可以挣钱，活下来，就有希望…… 一 2001年3月末，骤冷骤热的天气中，我忽然发起了高烧。按照往常的经验，吃点儿感冒药，多喝几杯热开水就会退烧的。我强撑著上了半天班，发现这次竟然不同了：下午上班时连脚都迈不动了。妻子帮我请了假，叮嘱我到医院好好看一下。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回出租屋好好躺一个下午就行了。一个打工仔，哪能这么娇贵，一点病痛也忍受不了。
走路回住的地方，走了几步，我就感到头重脚轻，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急忙拦了辆出租摩托车，让开车的把我拉到出租房去。我扶著墙一步一步向三楼爬去，平时一两分钟就可上的楼，那天竟用了15分钟！
我倒在铁架床上沉沉睡去，好像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但就是不想睁开眼睛。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醒了，发现哥哥站在床前，样子很焦急。哥哥说他下班回来发现我整个人不大对劲，就摇醒了我。哥赶紧把我扶起来，要背着我上医院。我□着想自己走，结果双腿一软瘫在地上。哥哥不容分说把我双手搭在他背上，踢踢踏踏向楼下冲去。
到了楼下，哥哥一边拦摩托车一边抱怨：“病得这么重，也不吭一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爸交待！”我母亲去世早，哥哥年少就当半个家，出门前父亲特别叮嘱他要照顾好我和新婚的妻子。其实，我和妻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我们自己了。
来到龙华医院，我们直奔急诊室。医生简单地询问了病情，初步诊断为诱发性黄疸肝炎，但确诊结果要等明天化验单出来。我问何为诱发性黄疸肝炎？医生说肝炎病毒早就潜伏在你的体内，当你感冒持续高烧身体免疫力下降时，肝炎就以并发症形式出现了。这时候如不及时治疗，严重时会死人的。我们都冷汗直冒。医生让我先输液，说先把烧退下去。哥二话没说，先去交了费。
输完液出来，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妻正在屋里焦急地等待。我对妻说是肝炎，今晚分开睡吧。妻嗔怪道，说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要传染也早传染上了，何必在乎这一个晚上呢？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来，遵医嘱不敢吃早餐，7点钟就直奔医院。我哥请假陪我去。本来妻也想请假，我哥劝住了。他说还没到全家人都要请假的地步，多去一个人用处不大，反而还要多损失一个人的工资。妻想想也是，就打住了这个念头。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就算早的，不料看到走廊早就排起了长长的等抽血的队伍。我们已打听清楚，抽血只在每周二和周四早上9点以前进行。错过了这个时间只有等下个星期。
好不容易轮到我时，已是8点钟了。突然后面跑过来一个女孩，望望我又望望护士，请求道：“能否让我先抽血，我只有一个小时的假。”护士望着我和后面的人，似乎在征询我们的反应。我看女孩还穿着厂服，额头上热汗直冒，不禁有些同病相怜，当即答应了。
抽完血，护士给我一个单子，说要明天下午才可以取化验结果。
第二天下午，我请假去取化验单。主管像看怪物似地看着我：“吴巍，你接二连三地请假，是不是要让我做你那份工作呀？”我恳求地对主管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生了病啊。”主管摊摊手：“吴巍，不是我故意与你为难，你是老工人，应该知道公司的制度，一个月请假上三次，要报副总批！”我只好又来到副总办公室。副总审视了我半天，又翻来覆去地看了我从医院带回来的票据，这才大笔一挥签了字。
到医院已是3点多钟了。我取过化验单，见上面显示3个阳性，但肝功能正常。我拿着化验单去医生那儿开药，并问他化验单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医生不耐烦地说：“肝炎，还有什么意思。”医生笔走龙蛇地开了处方单，我拿着处方单到收费处计价时，吓了一大跳：竟然要480元！而我口袋里只有180元。那一刻，我真是欲哭无泪。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绞尽脑汁思考着向谁借这笔钱去。本来，和妻打工这两年来，还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蓄，只是全存了定期，一时取不出来。这时，我想起工业区的一个私人门诊。我心里一动，私人门诊一定便宜，何不去那里看病？
医生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看了我的化验单后说：“你现在肝功能正常，只要所检查的几项全部阳转阴了，就算治好了。”我问他多长时间能治好，他说如果输液就会快点，如果打屁股针或吃药就会慢点。我说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元钱，要等到发工资才有更多钱。那医生说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天天来打屁股针，开些药带回去吃，等发了工资再来挂吊瓶。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在这里开药打针。医生给我开出的针剂和吃药共计160元，但他的针剂并没有交到我手里，而是开了一张注射卡，说是我每打一针他就划个勾。我当时觉得很合理——他大概是不想泄露出去用的是什么药吧？现在想起来却有点后怕，我连他给我打的是什么针都不知道，真危险！
大约是第5天吧，那家诊所忽然关门了。以后两天，仍然没开门。我纳闷：怎么平白无故关门不营业呢？到了第八天，那家诊所的卷闸门上竟然贴上了封条，而且是公安局和卫生局联合查封的。一些看热闹的人议论说，这家诊所的医生是游医，医死了人，现在被抓了。我吓出一身冷汗：幸亏医死的不是我！
经历了这件事，我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去哪里治我的病了。一天，哥哥来找我，说他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叫《乙肝患者必读》的书，写书的是位治乙肝的专家，就在深圳市某医院。说着，哥哥掏出了那本书。我跟哥哥商量，等发了工资就让他陪我去看病。最令我高兴的是这位乙肝专家星期天照常看病，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请不到假了。
星期天，哥哥陪着我去看病。车到梅林，我们才发现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竟然没有边防证！我感到非常沮丧，哥哥也埋怨自己太粗枝大叶。我握住哥哥的手安慰他，这时自责也没什么用，我们还是回去想办法吧。
我们回到龙华，找到一个边防证代办点，花160元办了两张边防证，午饭都顾不得吃，返身又坐上开往深圳的车。可来到关前，我们仍然过不了关，因为我们手里的边防证是假的！
没奈何，我们只好就近去了布吉镇人民医院。
二 我再去请假看病时，副总的脸色也比较难看了，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正在赶货吗？我说知道，但我同时知道，如果不治病，我就没命了。副总的脸色更加阴沉，他说我可以成全你，让你不再为工作受累。我有些生气，难道生病是我的错？我说：“你有权力炒我，我也有权利告你！劳动法明文规定，职工生病治疗期间不能解除劳动关系。”
副总说从今天起你就不用上班了，你要告尽管去告。我满腔悲愤，但却无可奈何。说是要状告厂方，其实不过是一句气话而已，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把握打赢这种官司。还好，不知公司是真怕惹麻烦还是出于人道考虑，不但算清了我的工龄补偿，还多给了一个月工资。
接过工资那一刻，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未来的恐惧，又有再也不用请假的轻松。
晚上妻下班回来听说我失去工作的事，责怪我太冲动，她说这件事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些。我心里很苦闷。我觉得只要我的病还没有好，迟早都会失去工作。除非我不去看病，一直瞒下去。但是这也不是办法，且不说最终能不能瞒得下去，就是不露馅也总有一天会倒毙的。妻说你满口是道理，没有经济来源，那点儿存款用完了怎么办呢？我无言以对。但我已下定决心先治好病再说。
治疗了将近6个月，大三阳终于转成了小三阳，算是取得了初步疗效。当然，我也吃掉了3000多元药费。每月去布吉镇人民医院检查一次，结果当然大同小异，小三阳再也没有消失的迹象。但这６个月里，我个人的经济处境无异于雪上加霜，所有存款都花光了。看来，我治好病才去找工作的想法只能是一个梦想了。
虽然有哥哥的资助和妻的拼命挣钱，但到了月底往往要为房租、生活费而四处举债。妻虽然再没抱怨过什么，但我可以想像她的心理压力。她的脸上现出大块大块的黑斑，暴露出与这个年龄极不相称的衰老，常常令我莫名的心痛。妻子没有多少文化，看不懂化验单上的字母和数据，每次拿回新的化验单她总是充满期待地问：“吴巍，这回儿如何？”
我无奈地摇摇头。每到这时，我都感到特别泄气，想放弃治疗。但妻却劝我坚持下去。她总是对我说：“不治我们也治了，不如多熬一程，或许会有奇迹。”我这时就有想哭的冲动。疾病常常不仅仅是身体折磨，更是一种精神折磨。疾病折磨的不仅仅是病者本人，还包括他们的亲人、亲戚和朋友，那种无奈真是难以言说。
我决定重新寻找一份工，边治疗边工作。虽然医生说休息对于乙肝病人很重要，但我已经休息不起了。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治疗。我们到异乡来千辛万苦本来是为了挣钱，现在却如数交给了病魔这个吸血鬼，我心有不甘。妻虽然仍劝我不要终止治疗，但我知道她显然力不从心。对于我来说，放弃治疗倒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治病本来需要轻松乐观的情绪，但当治病成为不能承受的沉重负担之时，谈何轻松乐观？这种治疗对疾病康复非但没有好处，反倒会加重它。就像我现在，推掉这副担子，瞬间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觉得治疗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放弃治疗后，我哥哥很着急，但我知道他也担负不起我庞大的医药开支。他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嫂子已不止一次为这事跟他吵闹过。
一天，父亲打电话来告诉我哥，说六姑妈患肝炎期间，最重要的一种治疗方法是喝猪苦胆。我哥大喜，凭着他过去在市场卖菜的经验，他觉得其它的事不好办，但是要猪苦胆却多得是。果然，当我哥提出这个要求时，卖猪肉的摊贩笑了，他们说你要多少尽管来拿就是。我哥说多的不要，每天一颗即可。
尽管卖肉的摊贩说不要钱的，但我哥仍然像征性地每天给他一元钱。这样，我哥哥就多一宗差事：无论天晴落雨，每天给我送一颗猪苦胆，并且必须赶在中午12点我下班之时。
猪胆又腥又苦，一沾上嘴，就让人想把隔夜吃的东西都全吐出来。幸亏这一年来，我什么苦药涩汤都喝遍了，才勉强压住没吐它个翻江倒海。我曾在我哥面前一口气吞下一袋苦胆，把他看得目瞪口呆，过后我哥拍着我的肩膀说：“想不到小弟这样坚强，有救了！”
这里还有段小插曲值得说一说。2001年12月的一天，我哥那天有点儿感冒，强打起精神骑着自行车在人民路上歪歪扭扭。这时，一部摩托车从后面插过来，坐在后面的人把抓过我哥腰上那部当时价值700元的摩托罗拉中文传呼机飞车而去。我哥骂了句粗话，却也无可奈何。他没在我面前提这件事，但嫂子后来告诉我，我哥那天心痛得整天没吃饭。我讲这件事是想说明，比起那些孤苦无依的打工兄弟姐妹，病中的我还算比较幸运的，有亲人的关心。
吃了40多天猪苦胆，我的胃出现严重不适。哥知道这个情况后，果断中止了我的吃“苦”生涯。
三 父亲了解到我在异乡苦苦挣扎的情况，建议我回家去治疗，他说家里的医院药费比较便宜，又不用房租水电。妻子也很赞成，她说如果那样的话，她一个人挣的钱就够我吃药了。
送我上车回家那天，我看到我妻子暗暗长舒了一口气。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拖累她实在太苦了。
我回到家里，主要是注射干扰素和吃中草药，花费也的确比深圳减少很多，如果再算上房租生活什么的，就节省大半开支了。我真后悔没有早些回来治疗。
自我回家之后，我妻每个月都把大部分工资邮回来给我治病，还每个月写两封信询问我的治疗情况。她总是说她在外面过得很好，叫我不必牵挂，好好养病。妻的信很短，但我读后总是很感动，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她瘦弱的身影和忧郁的眼神。我心里明白，自从我病后，她实际上过得很清苦很压抑。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肩膀能为她遮风挡雨呀，然而在这种贫病交加的境况下，我只有通过文字向她表达我深切的关怀和感激。事实上，我连电话也舍不得打，一元多钱一分钟的话费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高消费。
时间慢慢地朝前挨过。被我当作精神食粮的妻子写给我的信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有时甚至两三个月都收不到一封来信。我总感到有些东西不大对劲，担心她出了什么事。我一封又一封信地向她询问，是否遇到了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妻打电话只简简单单地说最近加班太累，人也有点儿不舒服，不想写信。我焦急地让她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千万别拖，生活也要开好点。我说我的身体本来不好，如果你也垮了，那就完了。妻似乎被感动了，在话筒那边抽泣。
妻再也没有写信、打电话回来，也没有再寄钱了。我隐约听到一些回家的老乡传说她跟厂里一个潮州籍主管关系有点暧昧。我不信，又由不得不信，毕竟有些东西确实不正常——案头上那一叠“查无此人”的退信让我发现自己为她的辩护是那样苍白无力。我写信给我哥哥，让他给我探个准信。其实这一刻我非常矛盾，我那样想知道真相，又那么怕知道真相。我已经预感到：在这个多事之秋，等待我的决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我哥哥不久来信告诉我，我妻的确是另栖高枝了。我哥还说他这段时间厂里没货，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够生活，抽不出钱来支持我看病。我的心像被掏空了，颓废地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家破人亡，我即使治好病，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对生活彻底绝望了，不打针也不吃药，寻找著机会了结自己。父亲常用忧戚的目光望着我，但他显然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受伤的儿子。有一天，趁父亲外出去挑粪，我从柴草棚里找出一瓶农药来，揭开盖子就要灌下去。父亲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冲进来一把夺过瓶子砸在地上。父亲指着我的脑门大骂：“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真是白养了你！”
我嚎啕大哭：“爸，你不让我死，让我咋办嘛！”我爸蹲下来抚摸着我的头泪流满面：“儿哪，咋能动不动就想死呢？你爸当年出了车祸，肋骨断了4根，脊椎裂成两半，在医院死人一样躺了七八天，不也活过来了吗？如果我也一个劲地想死，能有你们兄弟俩吗？”
我止住了哭，父亲坚定地说，钱没有了可以挣，媳妇跑了可以娶，病照样看，大不了砸锅卖铁卖房子。
后来，父亲果然卖了房子给我治病，我们则住在草棚里。说来也奇怪，我的心情从此倒平静下来，安心治病，安心帮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也不再把疾病当回事。如此一段时间，我身体的抵抗能力增强了，病也渐渐好了，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病毒携带者。
2002年正月初八，数年前跟我们一同出去打工的周小群死了。她是春节前回家的。记得正月初二，她还曾来我家做过客。她当时说有位做医生的朋友告诉她，她的病没事，比我的症状轻多了（她患的也是乙肝）。不料小别几日，她竟然化作了一 黄土！我看着用她几年青春换来的钱修造的新房，想起她舍不得吃穿，舍不得不加班，更舍不得去看病，如今却什么也不带地走了，便深感命运的悲凉。
我应该是幸运的，虽然生病的日子花光了我打工时挣的所有钱，虽然妻也跟别人跑了，但我仍然感到非常幸运。我有一个好哥哥，更有一个好父亲。
病不起的日子也病过了，而且还活了下来。活下来就可以挣钱，活下来，就有希望！我经常这样想。
现在，我又来到广东，在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打工。经历一场病痛折磨的我早已悟透了生活。我觉得，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无论多苦多累，都要咬紧牙，挺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