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云小档案：河南邓州人，高中毕业后在乡政府做通讯专干，曾在湖北、北京、广东打工，现无业。
伸张正义，被炒鱿鱼 我是香港回归后才来广东打工的，凭我在家乡发表的8万多字作品在东莞市罗沙区的宝盈玩具有限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做厂报编辑。但只做了一年零3个月就被炒掉了。
那是在1998年2月13日晚上8点，全检员微燕在测试一条3米长的玩具胶捧时，由于胶捧里面原有的钢丝弹簧都是新装上的产品，这位刚满19岁的女孩没有把握好弹性的力度，一时失手，弹到了手工车间的唐秋菊头上。唐当场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员工和干部通知了厂长，很快，用老板的小车把唐送到了罗沙医院。偏偏他们来到医院时，院方正在全力抢救25名食物中毒的中学生。在罗沙医院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后，唐秋菊所在的手工部组长自作主张，让司机又开到一家附近的私人诊所。经大夫检查后，马上打点滴输液、吃药。第二天早上厂方用小车接回了唐秋菊，让她在宿舍里休息治疗。可是，上午8点多，唐秋菊突然恶心呕吐，浑身发抖，直出冷汗，从高架床二层摔下来。厂部很快又送到东莞市中医院抢救。经5个多小时的抢救，唐秋菊慢慢清醒过来。然而，此时的唐秋菊却目光呆滞、精神恍惚，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晚上12点多，厂方派人终于找到了唐的丈夫阿荣。阿荣见到妻子一句话也不会说，就嚎啕大哭。在东莞市中医院治疗了18天，唐终于说话了，却一直吐字不清，嘴里直流口水。
可是，那个引发祸端的微燕已逃之夭夭。唐秋菊在医院一共住了28天被厂方接回，住在唐的丈夫上班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自从唐秋菊回到丈夫身边，厂方就不管不问，并且连吃药的费用也不报销，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微燕身上。这时唐秋菊走路还是站不稳，说话一直吐字不清，嘴里还是流口水，药费1500元还欠在医院里。阿荣找到我时没说两话就哽咽著说不下去。就是这件事，我把它写成文章，在《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妇女报》等媒体披露，第一次为写文章丢了饭碗。
厂家拒绝我见工 在东莞流浪了半个多月，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厂。后来在宝盈厂朋友陆世由的关照下又进到与宝盈相邻的展丰五金厂做了仓管。在展丰厂不到一年，又发生了一起恶性工伤事故。一位25岁的安徽籍张姓青年因女朋友对他误会服了毒，经抢救脱险。他便请了事假去探望。见女朋友没有什么事了，他提前一天回厂上班。上到9点多，也许因为那件事的影响，他左手4个指头被60吨位的冲压机齐刷刷挤掉，后来厂方只赔偿了4000元。那位黄姓老板认定张某是在请假途中出现工伤，不属于厂方责任。
当时这个案子拖延了将近一年，张某还亲自跑到省有关部门求助也无济事，最后竟愚昧得要跳楼自杀，幸被厂里保安连哄带骗地劝住。当时黄老板亲自许诺给他一笔赔偿（黄只是哄张某）。
在张的亲友找到我写投诉书时张已开始精神错乱，胡言乱语，给展丰厂带来极大影响。最后，黄老板通过张的老乡辞退了张某。
在我查清了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后，写了一篇1300字的“读者来信”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南方工报》等媒体刊载。新华社记者刘争不远千里从北京专程找到我，又写了一篇2500字的文章在北京几家媒体刊出。
当即黄老板被执法部门作了严重处罚，他便串通展丰厂所在的工业区17个工厂拒绝我见工。1998年5月，只要是我在那个工业区找工，当递上身份证时，那些招工的白领小姐都会吃惊得睁大眼睛：“啊，你是杨青云？”然后，尴尬地一笑，招招手，示意我马上走开。可想而知，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痛，让我欲哭无泪。
在东莞实在呆不下去了，可是，我又不忍心丢下妻子重新找厂，一直在那里又流浪了３个多月。1999年６月底，我去东莞市八达路职业介绍所找工时，意外碰上了一个叫全青栓的老乡，他在篁村一个电子厂做保安队长。他得知我的不幸遭遇后，一边上班一边帮我找工作，他认识的一个吴姓老乡在先豪厂当保安，让我星期一去应聘搬运工。
那天去先豪，人事部小姐看了身份证没说其它，却说我岁数小，他们要求30岁左右的人。托熟悉的老乡和朋友都成了泡影，我只得硬著头皮去找一位只见过一面的文友王双文，他在荣亮表带厂人事部上班。王双文说，如果我能放下那张不值钱的大专文凭（参加全国成人自学考试由南阳地区教委颁发的大专毕业证书），从一般体力活做起，还是能给我找份工作。可是，他给我许下的诺言也泡汤了。我只得在其它工业区一个厂一个厂地慢慢寻找。可是，大多工厂都是找熟手工，必须会讲广东话。找一碗饭吃真难。
我把本来就不多的钞票拿出来数了又数，算算能维持几天。在漂泊的日子里没有人懂得我的寂寞，没有人能理解我内心的痛楚，再苦的磨难还是要自己承受，再难熬的日子还是自己承担。深夜里几次醒来，泪水一次次染湿枕巾；多少次躺在床上听雨打小窗的声音，心境显得格外凄凉。小屋里到处弥漫着湿漉漉的霉味，白天刚刚睁开那朦胧疲惫的双眼，便能看到床头的小镜冷冷映出的一张毫无生气的脸。所有认识的朋友都找过了，借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又欠了一屁股新账。我在广东唯一的亲人——妻子，也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我不是摇钱树，以后不要来问我要钱了。”只因她3个多月的工资都让我“挥霍”出去了。妻最后一次来我出租屋时，看见我又在如醉如痴地写文章，一下子就摀住脸大哭：“我这辈子遭的什么罪啊，还有心搞你的写作。”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心如刀绞”，那是怎样一种一触不可收拾的痛楚啊！我深深明白：再找不到活干将意味着沿街乞讨。
1999年7月5日晚10点20分，我的中文机突然显示“青云，情况有变，明天中午2点来，陆世由。”第二天我按时找到好友陆世友得知：黄老板的老乡已找到了我在东莞罗沙区罗三新村的出租屋。陆世友那天晚上来我处时，恰好碰上那位外号叫“刀把儿”的当地无赖，正和黄老板的侄子阿强在那里用手比划着窃窃私语幸灾乐祸。陆早已得知我落魄无奈的处境，他说：“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天，我让妻子请了半天假，先把出租屋里四大箱书籍转移出去，锅碗瓢勺送人的送人，扔掉的马上扔掉。在那天下午，我匆匆去投奔在东莞长安开车的表叔路秀安。
举报色狼又“下岗” 经表叔介绍，我顺利地进了虎门一家叫大兴的玩具厂，3个月后有幸提升到文康部写字楼上班，负责宣传策划和新员工的培训工作。进厂第一个月就听到一些传言：说保安队长阿龙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奸淫该厂女工，只因阿龙是老板的小舅子，凭这层关系，好多女工投诉到老板那里总是不了了之。
2000年春节，有几次碰巧和阿龙在一块喝酒，酒桌上阿龙大言不惭地对我说：“老弟，想开心说一声，我阿龙在咱大兴厂谁人不知，只要一张嘴，没有女孩子不给面子的。”这时，一位叫王峰的打字员故意地将阿龙一军：“哥们，那你在大兴玩了多少女孩子？”
“不瞒你说，你们写字楼的几个女孩，我哪个没有玩过？”阿龙得意地说。但说归说，阿龙究其害了多少女孩谁也说不清楚。
2000年中秋节晚上，我却意外地从写字楼文员楚中莲口里得到一点可靠消息。那是1999年8月11日，大兴厂招5名熟手女工，一位叫王花×的贵州女孩托关系找到了阿龙（他负责招工）。阿龙那天告知王花×晚上到他出租屋拿招工表。冒冒失失的王花×那天晚上找到阿龙的住处，便被阿龙粗暴地占有了身子。王花×上班的第４个月才发现自己的肚子渐渐隆起。她找到阿龙哭涕抹泪，让阿龙赔偿她的名誉。在阿龙的巧言劝说下，最后以1800元的赔偿，算是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可是，在阿龙陪着王打胎还不到一个月，这位刚刚18岁的女孩又主动上了阿龙的床。在她第3次又去找阿龙寻欢时，偏偏那天晚上阿龙和本厂的凌×平鬼混在一起。王花×一怒之下把阿龙出租屋的东西摔了个一片狼藉。老板给阿龙记大过处分，随之开除了王花×。可是，老板怎么也想不到开除这个小女子时，却意外遭到了想不到的麻烦。王把她与阿龙在医院做的打胎手续复印件和她偷到的阿龙与厂里其她女孩在一起拍的淫乱照片，拿到老板那里。谭老板马上收买王花×，最后以8000元平息了这场风波。
可是，一波刚平息，一波又起风浪。被阿龙用自动相机拍下的淫乱照片中有阿珍的一张，不幸让相馆冲洗的老板又牟取了一把暴利。阿珍服毒自杀未成，却一下子受不了这种精神打击，说哭就哭，说笑就笑。2000年元月13日，这位不幸的江西籍打工妹突然在车间里把上衣脱掉，扯下乳罩，大喊大叫：“谁来吃奶子？谁来吃奶子？”立刻，那个小小的大兴厂成了周围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经我举报，一家媒体记者接连来大兴采访。谭老板看到过我发表的其它文章，所以就第一个怀疑是我举报的，毫不客气地开除了我。
遭暗算让人牵着鼻子走 在东莞虎门又一次被炒掉，我又回到东莞长安投奔表叔。在如实地给表叔诉说了我的遭遇后，表叔安慰我：“慢慢来，谁让你有这个爱好。”
在长安呆了20多天，实在让人寂寞难受。在这种没有工作的日子里，看书也看不进去，写文章又无从下笔，整天都是一种死气沉沉的样子，心里那种空荡荡的失落使我那段日子憔悴不堪。特别是晚上休息，总让我心里内疚万分。每次表婶下了班回来吃过晚饭，又出去找老乡搭伙睡觉，看到她走出出租屋时，心里那种内疚和尴尬让我无地自容。
可是，每次给表叔看到我的内疚不安时，他总会说：“无论怎么咱都是自家人，还计较什么？”这时，找到一点小小的宽慰，才能慢慢进入梦乡之中。
2000年2月19日，在王双文的关照下，我进了长安一家叫劲威的五金厂。进厂第二个月，一位杨姓老乡极力推荐，让我学做车工。不到两月时间我已基本上掌握了车床的各种工序，还能维修车床发生的简单故障。2000年5月，冲压部一位仓管辞职，内招一名仓管，我写了简历很快通过了面试，第二天便做上了仓管工作。在我做仓管的第一个星期，左脚大拇指红肿发炎，第三天连路都不能走，刚好赶上厂里加班，到课长那里请假不批。课长说：“你可以在晚上8点下班后或者不加班时去看病。”
5月12日晚上8点下了班，我去上角医院看脚，大夫说是“甲肘炎必须要将指甲拨掉。”当即打了麻醉针，拨掉了指甲。大夫在包扎时说：“你要请假休息3天，来换3次药。”第二天我走不了路，让老乡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厂里，算是批了两天假。第三天由于还要去医院打点滴输液，我又去请假，怎么说破嘴皮也不批，只得旷工一天（扣3天工资）又去医院输液。
5月15日我收到从西安寄来的一笔稿费，当我拿着稿费通知单一拐一拐找到班长请假时，谁知课长又说：“要请假，赶在晚上8点下了班。”我当即反驳：“晚上8点下班，邮局工作人员也下班，到那里还能领到钱？”第二天又去找经理周×，周立即变了脸：“怎么都是你的事？”一扭头走掉了。最后把这笔稿费拖了17天，赶上厂里停电休息才得以有机会去邮局。谁知邮局说这笔汇款早退回了。
2000年5月18日又收到《东莞日报》一封信，让我于21日星期天务必去报社一次。我又一次去请假，课长让我找经理。平时没休息却又不给请假，许多员工心里都有怨气，一气之下我把这段时间的种种遭遇写出来投诉劲威厂。那天，从《东莞日报》社回来顺便去厂里上班，却看到了厂门口的公告栏中有开除我的通告。
随之，我把那封投诉信略作改动寄给了行政部经理冯××，冯看了我的投诉信让保安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我在劲威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扎实的文字功底的员工，好多员工写来的投诉信都是错别字连篇。看了你的这封信，让我对你有了重新认识。”当冯问我还有什么打算时，我说：“只求领导给一个公道。”当时冯经理当场表态：“好，你先在我这里办几期黑板报怎么样？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吧，我看过你的文章。”
我记得第1期让出一个“安全”专版，第二期是“维权”专版，第3期是眺望家园的文学专版，每一期冯要求在5000字左右。当我把所有的稿子交到他手中时，他又额外给了我100元稿费。这样在写字楼上了11天班，他又突然对我说：“小杨，考虑再三我还是想给你先找别的厂，这些天，冲压课的课长、经理对我都有很大意见。你先到其它厂干一段时间避下风头，我再想办法搞你回来。”
冯当即用笔给我写了一个地址、电话号码和所找的×××。第二天我辞别劲威，顺利找到了“明华”。在明华干了将近3个月，我打冯经理的手机，想回劲威，谁知他一拖再拖，最后翻了脸，我才自知上当，让人牵着鼻子走了。
七次被炒，前路茫茫 在明华厂不到半年，又因为替工友写了一份投诉材料被炒了鱿鱼。截止今年2月20日，我已经是第7次因为伸张正义被无故开除。新年的正月16，我在联聿厂刚刚转夜班，早上7点多下了班回到出租屋，妻子就一顿数落：“这下你又要被炒鱿鱼了。”话没说完就摀住脸哭。妻顺手扔给我《打工族》3月上半期，看了我发表的征文稿，终于醒悟，因杂志社一时疏忽把我的地址中“×××收转”漏掉了。正如妻子所预料，20日我被保安宣布“开除”。
说心里话，这几年每每遇到别人求我写投诉，我也想一推了之。可是，又见不得别人在我面前流眼泪，一流泪我心就软，最后总是不顾自己的得失。妻子多次骂我：“得不到一分钱好处，还被无故炒掉，那是何苦？”是啊，毕竟我将是30岁的人了，现在进厂一般都要求在18至25岁之间，我已经超过了年龄。
我总认为：有写作这个文雅爱好，又是在替别人抱打不平，可是，到头来，我却成了受害最多的人。想当初，我如果知道搞写作这般窝囊，即使爱好它的理由有多么充足，我也会舍弃。现在我几乎变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内心的苦楚有时使我陷入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中，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时时折磨着我。但更多的时候，我会以一颗平常心看世界看人生，其实，人生在世，每个人面对的并不全是伤痛，还有许多欢乐和充实。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伸出手迎接那透窗而进的阳光时，竟被那浓浓的春意陶醉了，不知为什么我竟像小孩子似的嘤嘤而泣。我泪流满面地问自己：春天来了，可我的春天在哪里？！……
责任编辑:孙春云
河南小子杨青云 杨青云是河南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想起一本叫做《河南人惹谁了》的书。可眼前的杨青云瘦瘦弱弱的，个子也不高，风大一点就能把他吹跑，跟那书里所描写的高大威猛、脾气火爆的河南人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不过，跟他交往多了，他身上那种热情、豪爽而又嫉恶如仇的性格，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一个地道的河南人。
杨青云衣着朴素，在南方的城市里生活了多年，但身上的那种农民气息却一点都没改变，说话还是张口“俺”闭口“俺”的，同样没改变的是他那纯朴善良、憨厚耿直的本性。三年来，他换了好多厂，每次换厂的原因都大同小异，即厂里存在着这样那样违反《劳动法》的问题，被热衷于新闻报道的他悉数向媒体抖出。有些问题得以解决了，有些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他的工作却是铁定的丢了。是啊，做为一个老板，谁愿意把一颗定时炸弹留在身边？
大约在一个月前，我见到杨青云，他告诉我又失业了。这时的我心底里涌出一股悲哀，不为杨青云，为我们打工者恶劣的生存环境。我想哪一天我们的生存环境好了，杨青云之流也就再没有素材写批评报道，他也就不会经常失业了。如果真有那一天，那就是杨青云的福气，也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的福气。然而，要想有这么一天的到来，恐怕也要有千千万万个杨青云的共同努力。（曾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