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以笔为枪讨公道 对于打工人来说，权益保护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个群体之中，大面积被侵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弱者并不意味着就是沉默的羔羊。在他们中间，有这样一些敢于挺身而出，大声地向老板说“不”的人。他们并不是新闻记者，但他们确实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揭露，去呐喊，去为“民”请命，去伸张正义。他们记录下的就是我们身边沉甸甸的历史。本期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这样两位“新闻游侠”——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满延厚小档案：1974年生于湘西泸溪县。1994年高中毕业后南下打工。现在广州市某报社做发行员。 前言：我自横刀向天笑 前不久，我接到《打工族》编辑打来的约稿电话，让我写一写自己过去的那段经历，尤其是为底层弱势人群维权的故事。在这之前，我曾接到深圳一家杂志社的约稿。可惜，该杂志审稿编辑说我文章的内容言词太激烈，火药味太浓，攻击性太强，故事情节反而冲淡等等而不能刊发。于是，自那以后，洞察世事的我已经很少写这种原汁原味的纪实报道了。
说真的，以前，我也喜欢写些无关痛痒，风花雪月甚至无病呻吟骗取稿酬的文章。但是，现在，我却不喜欢写了，也江郎才尽写不出来了。眼前倒是常常浮动着深圳某毛纺厂56名女工被集体脱衣搜身的屈辱；东莞打工仔刘晃棋在长时间的超强度加班加点后，终于支撑不住跌跌撞撞猝死在车间的凄凉；还有，南海大沥区开塑料厂那个姓陈的汕头籍老板，在派出所里当着公安人员的面，指着我的鼻子狂嚣：“老子有的是钱，打死你又怎么样？”我一直搞不明白，那些忽视民间疾与苦，模糊人间丑与恶，违背自己的良知与道德，放弃做人的尊严与责任，这样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写出来的文章，还有什么文采、文气、文风可言！这种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文字垃圾，它与大街上数着铜钱的乞丐，敲著木鱼的和尚，又有什么区别！
于是，从前年开始，确切地说从2001年4月17日，我在南方都市报“民间纪事”版用匿名写了一篇揭露南海某成人学校培训中心利用虚假广告，诈骗广大不明就理的外来打工人员的文章后，我已经很少拿笔了。我不是妥协，也不是害怕，更不是恐惧。如果说我第一次写这类文章还有顾虑的话（主要担心报复），那么，在以后接二连三的问题性报道中，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为此，当一些黑道白道的权势人物威胁着要取我的小命时，我常常一笑了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为负伤的哥哥讨说法 前段时间，从报纸上读到深圳龙岗区的一名四川打工仔，在工伤索赔3年无果后，妻离子散心力交瘁的他选择了爬吊机自杀。也许，在常人看来这不可思议。然而，在我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也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与处境。因为，我哥就曾有过这样类似的遭遇。1996年，当时我哥满延兴在南海大沥水头桂头五金厂被锌水灼伤（此厂后被法院查封，据说与走私、偷税漏税有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目了然、事实清楚的工伤事故，厂方拒绝送他去医院治疗，只是简单地在当地卫生所上了一点药。理由是：我哥上班不戴防护面罩，属违反操作规程，按厂规厂纪，应责任自负。
当我在工厂宿舍看到双眼缠着纱布，脸部浮肿，头发凌乱的哥哥在别人的搀扶下，摸索著站起来时，我的心在一阵阵疼痛中愤怒了：为什么打工人的命就这么贱？难道厂规可以大于国法？天底下到底有没有一个讲公道的地方？为了帮我哥讨回公道，在厂办公室，面对厂长、总管等人一轮轮软硬兼施的要挟，我始终不为所动。于是，一向霸道满脸横肉的总经理（老板的妹夫）终于怒不可遏地向我挥以拳脚。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他拳头打在我脸上时，我只觉得一阵火燎火燎的疼痛，然后是眼镜“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碎了。但是，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被对方唬住，更没有掉一滴眼泪，而是咬紧牙关，攥紧拳头，怒目相向地死死地盯住打我的人，然后一字一顿地冲着他说：我既然有胆量与勇气走到这里来，我就没有想过活着出去。不解决我哥工伤医疗一事，我誓不罢休！不知是我愣头青不怕死的精神把他们给震住了，还是众老乡搀扶著像盲人一样的哥哥蹒跚走进办公室的场面让他们的良心发现了，总之，那个下午，厂方终于答应了我提出的要求。
然而，令人愤怒的是：号称救死扶伤的本地医生，就为了那么一丁点利益，置事实于不顾，坚持说我哥伤势不重不必住院。于是，不信邪的我又自费把我哥送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才发现伤势的严重性。至此，当地医生与厂方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真相才昭然若揭。
在这以后工伤医疗与索赔上，由于厂方的阴险狡诈，也由于当地有关部门相互推诿与踢皮球，一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工伤事故竟拖了一年多才解决，赔偿数目与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数目也大相出入。出于对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的憎恨，我把这段真实的打工仔索赔故事记录下来并发表了。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当时看了之后有何感想？是愧疚，还是愤怒？
一张辛酸的工资单 然而，我真正的第一次因文字纪录而惹祸却是在1999年8月1日。当时，我一时冲动，在南方都市报“百姓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南海大沥美昌鞋厂严重违反劳动法的文章——《一张辛酸的工资单》。在这之后，恰逢一名来自江西赣州叫于彩红的女孩向我诉说她工作的广大塑胶五金厂没有一点人性化的管理，长达27项动辄罚款的厂规厂纪时，我被深深地震惊了，她们悲惨的处境比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好不了多少。震惊之下，我于8月15日在都市报上又发表了揭露该厂没有人性的违法情况——《罚款！罚款！！罚款！！！》。此文在8月29日被《南方周末》转载后，社会反响特别大。也就是在那篇文章，我顺便提到女友在美昌鞋厂成型车间洗大底时，拇指甲被化学药水腐蚀掉的情景。然而，就是这两篇微不足道的文章，大大地激怒了厂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编辑在刊发《一张辛酸的工资单时》，隐去我女友的真实姓名。但是，出于一时疏忽，工资单上那个66号工号没有隐去。厂方就凭着这点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揪出了我女友刘支英。8月19日，我将终生铭记的一个黑色日子。这天上午9点，该厂办公室文员把我女友从车间流水线上叫走。在厂务室，台湾籍张总经理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找你来？”
女友摇摇头。
“是因为有人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把我们公司的情况写到报纸上，败坏了我们公司的形象与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张总经理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末了，他又一字一顿地说，“而这个瞎写的人就是你男朋友。”
这时，由于该厂领导未知我的底细与来历，故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冲我女友发脾气。于是，还是那个张总试探性问：“你男朋友干什么的？有事好商量嘛，你有困难，可以向车间主管甚至厂领导反映，干吗非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僵？你男友在报纸上说你拇指甲被药水腐蚀掉了，拿过来我看一下。”（女友把手伸给他看，事实如此，于是未作声。）由于厂方装出一副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关怀相，女友放松了警惕，一五一十竹筒倒豆般地把我的情况如实向他们讲了。结果，当他们得知满延厚只是一名无权无势的外来打工仔时，立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还是那个张总，一改先前的温和儒雅，冲我的女友气势汹汹地吼道：“你男朋友不是爱写文章吗？告诉他，我这里有大把的资料。”而该厂聘请的一名当地人，人称罗阿姨的罗厂长更是气焰嚣张地咆哮：“我在这里30多年了，难道还没有你男朋友人际关系广吗？管好你的男朋友，否则到时有个三长两短，后悔就来不及了！”
8月19日下午，女友被厂方毫不客气地炒掉了，白纸黑字签订的一份两年制合同，就这样形同废纸一张了。
就因为在报纸上讲了那么寥寥几句真话，转眼间，噩运便接踵而至。我终于明白，弱势人群在自己的权益与尊严被屡屡侵犯与亵渎的时候，他们之所以默无声息的原因了。
然而，“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美昌鞋厂的霸道与人身安全威胁，我又写了第三篇揭露美昌鞋厂的报道——《66号女工失业日记》。在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在我最彷徨无助最孤独绝望的时候，南方都市报的编辑与《打工族》的编辑都来信给我莫大的声援与鼓励。而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的刘洁明记者从网上了解到该事件后，打来了要来南海实地采访的电话。后来，因为一些其它原因，这次采访最终流产。但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与安慰。
不能获得的赔偿 因为《一张辛酸工资单》的刊登，在大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顺理成章地我就成了大沥区的“名人”甚至“英雄”。于是，许多打工仔打工妹一遇到麻烦事就来找我，比如欠薪、工伤赔偿等等。说真的，对于他们的求助，我总是身体力行地热情相助，凭着一些报社编辑与法律人员的指点，有的维权成功了，但更多的却是无果而终。
1999年11月21日，我根据一名叫吴清安老乡的反映，写了一篇《我们可以获得赔偿吗？》的文章。文中讲述了我的17位老乡在大沥星光影院看通宵录像时，被派出所以查暂住证为名，遣送到从化收容所（不管有无证件），后每人交了690元罚款（不给收据）才放人的事件。此文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之后，我又斗胆在12月26日写了一篇《法律因你们站出来而光芒四射》：呼吁过去那些被无辜无理关押与罚款如今下落不明的老乡见报后主动站出来，与我一同通过法律去向有关部门讨公道。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被关怕了的老乡要么不肯与我联系，担心打击报复；要么见面后，不肯主动去有关部门作证。他们不相信，胳膊能拗得过大腿。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时，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为弱势人群做人的尊严与骨气丢失而愤怒，为他们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懦弱而哭泣。可是，如今，我却不那么认为，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与活法。只是，每当夜深人静，透过窗口望着茫茫星空，轻抚当初那份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书生气时，不知咋的，至今我依然会泪流满面。
新闻记者也在“乱收费” 2002年元月2日，根据一名外地家长的举报，我在广州某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报道——《谁来管理中小学乱收费？》。由于该家长提供的材料事实确凿，证据充足，尽管该文发表的时候，报社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隐去了该校的名字。但该家长出示该校那张“今收到××中学”的公章却被编辑真真切切地登在了报纸上。
该文发表后，当地学生家长议论纷纷，都在期待校方给个说法。谁知该校装聋作哑，拒不退款，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家长商量后，决定再去我先前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社。在广州某报社，一位姓赵的新闻记者接待了我们（此人毕业于广州某大学，研究生学历）。然而，就是这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在采访中被校方用1600元的红包收买了。后在我不懈的努力下，虽然那名家长最后把一万元赞助费拿回来了，但是，枪打出头鸟。他正在上初三的儿子遭到了秋后算账的报复，该校以户口不在所在地不符合借读生条件为由，勒令他小孩退学。
那一段时间，我单纯而幼稚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信任最敬仰，代表正义与良心，为弱势人群讨公道与真理，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记者吗？然而，事实就是事实，1600元的糖衣炮弹就把一个没有新闻职业道德，见利忘义为人不齿的记者给毁了。后来，我从报社其他编辑口中得知：他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此人后被报社开除）。
今天，我鼓足了勇气在这里把这个黑幕揪出来，只是告诫大家：在这个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新闻队伍里，我们要警惕另一类“打着新闻的幌子，干着不法勾当”的记者。
揭开培训的黑幕 然而，在我文字纪录生涯中，最危险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却是在2001年9月17日。那天，我在南方都市报“民间纪事”版发表了一篇《培训的黑幕》，揭露南海某区成人学校培训中心“挂羊头，卖狗肉”的诈骗行为。由于我以前写文章得罪过不少人，受到过诸多恐吓，于是，吃一堑，长一智的我这一次特地用了化名。然而，这一切还是没有逃过校方的嗅觉，经过反复调查后，校长很快就把我锁定为“滋事者”（在这里，我要顺便交待一句，我曾经是该校一名负责张贴招生广告的工仔。2001年3月份因写文章多事而被炒鱿鱼）。他指示手下：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我，打死打残他全权负责。
也许，苍天有眼，命不该绝。4月18日下午，就在校方从社会上请来的10多个马仔骑着摩托车在大沥四处“挖”我时，该校内部一名工仔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前来通知我。那天，我正好在出租屋里写稿。他拼命地敲门，我打开门，他回头望了一眼，见没有什么人跟踪，气喘吁吁地说，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校长带着人正在到外抓你。
该来的终于来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与牺牲，我行李也没收拾, 头上罩着一顶草帽，脸上戴着一副宽大墨镜，匆匆地出了门。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是：刚拐出街道，就见几个骑摩托车戴墨镜的人冲到我的出租屋前，气势汹汹地踢门。我连电话也来不及打给女友，急忙在街上拦了一辆摩托车（不敢乘其它车），坐到了广州火车站。
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电话亭里，当我用颤抖的手拨响报社电话时，话未开口，说不清是辛酸还是愤怒的泪水哗哗直流：面对弱势群体无奈的呻吟与挣扎，我只不过是仗义执言替他们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我在当地却呆不下去了。也就是在那天上午，我立马买了一张到怀化的火车票，连夜逃回老家湘西。
从那以后，我写文章时被迫隐姓埋名。当南方都市报刘芳记者用“愤怒的歌者”为题，把我描绘成一名“提笔走天涯，专写不平事”的打工英雄时，历经世事沧桑的我却没有半点欣喜的表情。追今抚昔，心中涌动的是一阵阵无以言传的悲凉与屈辱。
去年来广州后，曾有一名搞文学写作的朋友在饭桌旁私下不无善意地提醒我：社会转型时期衍生出来许多问题与矛盾，不是以你个人一已之力就能改变的。因此，做人做事还是要现实一点，不要书生气十足。对此，我感触良深也唏嘘不已，近年来，拜金主义盛行，浮躁之风日炽，许多自诩为“斗士”与“先锋”的打工作家与文人们，面对“公有理，婆有理，就是弱势人群的利益没人理；你扯皮，我扯皮，扯来扯去都在扯弱势人群的皮”这一人间毒瘤怪现状，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根本不敢触及那个敏感雷区，即使触及了，也轻描淡写，故作姿态地打擦边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我视野所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打工作家或文人愿意为弱势人群的权益付出流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一位名人说过：“一个人的成长与成熟也许是必须以牺牲或转移一部分书生气为代价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我更坚信也更敬仰：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有血性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
我也知道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有些迂的。可我更知道：历史恰恰是一部识时务与不识时务者此消彼长的斗争史。有一粒种子，就种一粒种子，让它慢慢生根发芽。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情况，都需要迂的人出场，让我满延厚就做其中卑微的一个吧！
责任编辑 :孙春云
链接2000年10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愤怒的歌者 认识满延厚是从他的来信开始的。他是《民间纪事》栏目最热忱的读者和记录者，几乎每周都有他的稿件寄来。几位编辑也一再提到他，钭江明还拿出他写的信。
虽然这些信的文字不太工整，但是记录的故事却让人震惊。字里行间流露的不是心平气和的淡漠，而是怒火冲天的激愤。他曾经为南海市大沥区××鞋厂虐待打工妹们而打抱不平，也曾为一名家长因为揭发学校乱收费而致使自己的孩子被开除而鸣不平。正因为他再三向媒体揭发这些生活中的“黑幕”，导致后来他受到了一连串打击：女友受到辱骂恐吓，又被鞋厂开除，他的饭碗如今也岌岌可危。
某日上午他打电话来，急急切切地告诉我，请我们暂时不要刊发他写的稿子，因为现在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很可能要丢饭碗。然而，他又要求我们再去核实学校因收费问题开除学生的事并给我一个号码，希望能帮助那位家长。看来他是重视这份工作的，但同时又关心他所揭发的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屈服，但又不得不让步，为了生存。
打完电话后，我不禁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得到，他是一个性急的人，语速极快，音调极高。
唉，这个社会容纳不一样声音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说几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在生存压力和人为压力的双重倾轧下，敢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
但是，我错了。下午从收发室送来的一叠信件中，我又看到了满延厚的名字。他把文章命名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是高尔基《海燕》中的句子，看来他并未放弃他提笔走天涯，专写不平事的理想。
他在文章中说：“面对社会底层那些弱势人群，孤独无助的呻吟与挣扎，同病相怜的我，常觉得有责任撕破喉咙替他们呐喊几声。”
“我决定从此以后把我满延厚的名字改为‘满腔怒火’。”
这些语句像愤怒的小火焰一样，燃烧着，令人振奋。虽然至今没有见过他，但是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愤怒的青年，有着暴躁的脾气，和倔强的个性。
他说对打工者而言，找一份工作不容易，所以他着急他的处境，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工作，他反而不怕了，他还会继续写。原来他是怕牵连无辜的人。这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想不管现在他在哪里，是被赶出南海市×区还是继续呆在学校里，他都是人间“最坚强的泡沫”，尽管他有点偏激。
（林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