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就是崔敏，《打工族》上的中篇连载《跳来跳去的罗胖》的作者。他在QQ上用的名字叫老崔，我这里也叫他老崔，这样显得亲切。在读到罗胖之前，时常在《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上面读到他的一些小品文，于是记住了西安有一个写文章的叫崔敏。这次因为要做文学新境界的访谈，才和他有了联系，从而更多地对老崔有了一些了解。和老崔聊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乐观的情绪那么富有感染力。隔着两千多里的空间，我们在互联网上用QQ聊天，我还是分明感受到了他饱满的激情，我的耳畔也似乎听到了他那夹着陕西方言的普通话，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可是有谁知道，崔敏受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苦，可是这些苦难，他都把它说得云淡风轻。他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折腾，只有上帝可以停止折腾。

　　 ——十月抛砖 对谈录： 我不愿意当一名匠人

　　王十月：昨天在读您的罗胖，写得很好读，一口气读完了，又看见您的简历上说您做过美工，您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吗？

　　老崔：受过一些，从小就学画画，后来是不弄了。一个朋友说，我在绘画上才气不够，成不了啥气候。

　　王十月：我也喜欢画画写写，最初的梦想也是当画家，画家没有当成，对画画的人总是有一种亲切感。我们就先说说您当美工的生活吧。

　　老崔：那恐怕就得说说我的身体了。你可能不知道，我是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一岁就得了病，跑了不知多少家医院，从西北到东北，总算生活能自理。哈哈！我在学习上很用功，可能是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多读点书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吧。1980年参加高考，分数过了重点录取线，但还是被拒之门外。那一年我十七岁，算是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简直痛不欲生。后来，托我父亲的关系，去一家俱乐部画电影广告。当然，咱工作是没麻达，照着尺寸放大，手艺活。最不开心的，是俱乐部里没有年青人，郁闷得很。另外，也处理不了复杂的人事关系。这份工作最让我难忘的是看电影不用花钱，记得有一回上映《虎口脱险》，门票紧俏，我带了几个同学进去，因为我是内部人，那感觉，撩咋咧！

　　王十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呢？

　　老崔：我后来放弃画画，与身体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画画是需要外出写生的，跋山涉水，到处跑，而我的身体就有了限制。我不愿意当一名匠人，了此一生，而在电影院干美工，充其量就是一名匠人。我渴望新的突破，这才开始了文学“创作”。我先是离开了俱乐部，去一家医院的药房，做临时工，也就是包包药，干一点杂活。那时就开始写小说了，但基础很差。我们读中学的时候，看书很少，课外读物几乎没有。因此从学校出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挤时间再写点东西。好就好在，八十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身边聚集了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倒也热闹。1987年，我的“处女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那也是一次全国性质的征文，我当时乐坏了。因为此前不少人以为我写不了东西，这次发表给我极大的鼓舞。当时编辑部的何志云很欣赏我，我们一些作者还集中到河南的某部队里改稿，那也是我头一回与编辑打交道。

　　王十月：您前面有一句话对我的感触很大，您说“我不愿当一名匠人”，那么您理想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老崔：哈哈！什么样的人生现在很少有人提了，其实这很重要。就是要有意义，对社会有所贡献。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你都得付出巨大的热情，像梵高那样，全力以赴。我最喜欢梵高，他的一本书信集《亲爱的提奥》读过无数遍。我喜欢一个人有热情、激情。譬如海明威，他就有勇气去自杀。处在他那种地位的人，不是谁都干得出来的。

　　王十月：我发现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一种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没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是的，这是一种激情。其实这种激情我在读您的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罗胖》时就已经感受到了。我想知道的是，您干美工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去了医院呢？是无奈的选择，还是像罗胖一样，对新的生活的向往？

　　老崔：是这样，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的身体。因为广告牌比较大，抬来抬去的，很吃力。医院里相对来讲要轻闲一些，其实这两种工作我都不喜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跟社会的融合很差，又不会来事，不会讨人欢心，因此到处碰壁。在医院里我没有做多久，那也是一份枯燥无趣的工作，后来我就辞职不干了。我总觉得这不是我所要过的生活。我所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想我要折腾，我要寻找。

　　

　　 折腾来折腾去的日子

　　王十月：对于很多身体有残疾的人来说，有一份工作做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可是您却总是没有让自己安分下来，就像您说的，要折腾。听说您后来下海卖书了，那是在什么时候？

　　老崔：卖书是在九十年代初。从医院里出来，又去过一家校办工厂，那里有不少残疾人，更加压抑。领导的嘴脸很丑恶，仿佛我们是乞讨者，狗日的，干了一个月我就不干了，我不愿仰人鼻息。可是我得生存，于是就摆了书摊，算是下海了吧，父母亲也帮我一起弄。当然，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自由自在，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时间也充沛。另外，经济上有了保障，可以出去转一转，与文朋诗友们喝酒，舞马长枪地吹牛。

　　王十月：我发现您是一个很自信，也很开朗的人。按理说，您是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的，可是我们聊了这么久，我觉得您是一个真正能超脱于苦难之外的人。您怎么看待苦难？有人说苦难是文学的宠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老崔：不一定。苦难这事得看你自己怎么理解，不能成为包袱。苦大仇深的人多了，但自怨自艾不行，就讨厌了，是一种病态。托尔斯泰在常人眼里是很幸福的，贵族、文豪，但晚年也离家出走了。关键是你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有没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没有这颗心，绝不可能成为好一点的作家，更遑论大师了。现今许多大师都是假的，打假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

　　王十月：悲天悯人，您说得真好。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些话，对于我们的打工文学作者来说，也是金玉良言。我们的打工文学，就太多地把自己陷在苦难之中不能自拔了。您做书生意做得还不错，可是后来怎么又到了深圳？

　　老崔：我到深圳是九八年。当时离婚后想换换环境。另外，我也从未去过南方，就这样去了。 我弟弟当时在深圳开了一家餐厅和商店，我主要是帮着料理一下。没有别的熟人，剩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东西。刚来深圳，觉得什么都好，就是广东话听不懂，一句都不懂。再就是热，真是一片热土！不过南方给我最深的感触——只要你年青，有文化，即使身无分文，也能立住脚。南方的机会还是多，当然，懒惰就不行了，在哪儿都不行。

　　王十月：您总是这样在折腾自己？

　　老崔：人活着总得折腾点啥，人的一生就是个不停、不断折腾的过程。你一旦停止了折腾，就废了。只有上帝能停止这种折腾！文学好比一场马拉松，重要的在于坚持，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着，因为文学给了我很多的乐趣，给了我信心。不过我在深圳的时候，觉得文学没什么市场，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深圳谈文学的人不是很多，这一点不如陕西。另外，我以为写出有南方特色的作品太少，尤其是好作品。

　　王十月：听说打工文学是什么时候？对南方的打工文学你怎么看？

　　老崔：说实话，我是给《打工族》写稿以后才接触到打工文学的。我以为“打工文学”美着呢，它关注的是底层人群的命运。搞创作，不关心底层人的生活、命运，你还搞个啥嘛？扯蛋吗？！再说了，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打工文学写的是打工，其实很大部分还是写农民的。当然，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打工文学在技术层面还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可是你想一想，一个作者既要打工，维持生计，又要读书写作，容易吗？他们的训练肯定不够。但是这些打工写作者有着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在场”，有材料、有经历。如果假以时日，耐下心来，肯琢磨、肯思考，就能成大气象。关键是不能急功近利，要耐住性子。卡夫卡就说过，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缺乏耐心。

　　 老崔的幸福生活

　　王十月：说说您的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罗胖》吧，很久没有读过这么好读的小说了。这个小说是什么时候创作的？按照我们的分类法，这个小说也属于打工文学的范畴。

　　老崔：可能吧。罗胖也总是在不停地折腾自己，从一个大排档到罗胖大酒楼到后来的大观园，再到后来的开泥头车，学法律，从来没有让自己安分过。呵呵！这个小说里有很多人的东西都在里面，包括我弟弟。最主要的，是我接触了大量的打工者，我很喜欢他们，包括他们的缺点。

　　王十月：从这个小说中可以感受到你的这种喜欢。就像罗胖这个人物，他的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有着很多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这也使得您的打工小说与众不同。我一直在想这种不同是什么，现在我明白了。您的作品中有一种气，一种正气的东西，乐观向上的东西。

　　老崔：可能是我的经历造就了我乐观的性格吧。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我有一位朋友是美院的教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勤奋、天赋、性格。有些时候你有才能，也勤奋，但性格上的因素，或许就制约了你的发展。文如其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性格也决定了文章的风格，而性格是学不来的。

　　王十月：再说说这个中篇吧，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小说写得还是急了一些，故事跑得太快了，有点像是传奇了。如果再多一些闲笔，可能会更有韵味一些，这是否与您现在从事自由撰稿的职业有关呢？

　　老崔：主要是连载的关系，不可能那么从容。小说要往长里写，一开始的人物不够，就有了局限。是应该写得更细一些，更生动一些。不过和自由撰稿的关系不是很大，我对物质上的要求不高。要求一高，再整个情调，扮扮酷，岂不成了小资？

　　

　　 板砖站 归去来兮，失血的打工文学 文/小英子 上一期的访谈说到了打工文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深有感触。当所有与打工文学有关的争吵也离我们打工人越来越远时，我所看到的所谓打工文学已经面目全非。我们的打工文学写作者对打工人的冷漠和不负责任，已经到了令打工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不敢说他们所写的这些就是地摊文学、二奶文学或者别的什么文学，但我敢说这肯定与我们打工人的生活无关。在这里，我并不是有意责怪某一个人，请勿对号入座。作为一个还挣扎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我也没有资格去责怪谁。但是我在这里不得不提醒那些现在还靠打工文学吃饭的打工文学写作者们：在你们风花雪月之余，可否偶尔也关注一下我们的打工生活？毕竟你们身上现在还穿着打工文学的外衣！不说要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最少在写作时不要忘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底线。

　　我记得周崇贤先生曾以《打工文学：一部精神的法典》为题写过一篇小文。周先生在他的这篇小文里掷地有声地说：“庞大浩荡的打工群落非常需要肩扛社会责任和良心的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应当是一部精神的法典，它惩恶扬善，充满血性，能给我们以力量、希望和尊严。”也许周先生对打工文学过于苛求了，但是爱之深，而责之切。如果每一个打工文学写作者都能像周崇贤先生那样，则打工人幸甚，打工文学幸甚！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我们的打工人正需要反映打工生活喜闻乐见的作品时，我们的打工文学却背离了我们，并为此找出种种美丽而不堪一击的借口。如果这就是众多评论家们所肯定的打工文学，那么我敢说这是打工文学的集体失血！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但对我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枯燥烦闷的流水线已经是对肉体的一种折磨，精神上的空虚再度折磨我本来就孱弱的身体。那些与打工无关的却披着打工文学外衣的无病呻吟，更加是对我们单调的打工生活的一种折磨。

　　我其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打工妹，任何一个善意的眼神都会令我感动不已，甚至落泪。我不止一次读过周崇贤先生的《打工妹咏叹调》，那些温热的文字也曾不止一次在寒冷中温暖过我。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是我始终认为这就是我们打工人需要的打工文学。也只有这些真正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才会长久地被打工人永记。但是，曾几何时，这样的打工文学离我们的打工作者们越来越远了。我所看到的大部分打工文学只余下了一张失血过多而显得苍白无神的脸。

　　也许有人会为打工文学担心，担心它会没有市场。这完全没有必要。和我同一个宿舍有九位年龄相仿的打工妹，她们来自四面八方，操著不同的方言，有着九张个性不同的面孔。她们比较一致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脸上的颜色，那是青春无法掩饰的营养不良。这反映着眼下我们的打工生活并不像某些打工作家所说的那样已经“今非昔比”了。二是她们从我床头“借走”的书和杂志大都与打工生活紧密相关。这说明她们喜欢这些书，同时说明她们也需要被人们关注。当然她们更加渴望打工文学的回归，回归打工人的身边，与打工人同呼吸共患难，并与她们一起用汗水和青春见证异乡的岁月。

　　由此我有理由相信，真正反映打工生活的打工文学肯定有市场。打工人翘首以待的只是：归去来兮，失血的打工文学！

　　（十月在板砖站恭候各路大虾的板砖。板砖投递站：wsx@dada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