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耳是一个很干净的人，也是一个很安静的写作者。这很难得。只有小学学历的叶耳，对文字有着一种本能的敏感和天性。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这么多年来，叶耳奔走在异乡与异乡之间，用文字温暖著自己，也温暖著别人。叶耳写诗，当年《打工族》还叫《外来工》时，他就在上面发表过不少的诗和散文，不过那时的叶耳有着另外的一个名字：木齐。和叶耳谈话，你可以感觉到，叶耳说话就像诗。有那么一些纯真，有那么一些执著，还有那么一些年少轻狂。我们的访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很多的时候都是他在诉说。在他面前，我是一个真正的倾听者。本来，在做访谈之前，我为这期的访谈想好了一个标题：叶耳：在文学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可是在访谈做完之后，现在的这个题目一下子跳了出来：一只干净透明的杯子。是的，叶耳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只干净透明的杯子。
——十月抛砖
对谈录： 十八岁出门远行
十月：叶耳好，我知道你上学不多，好像只有小学毕业，你怎么看你的学历问题？我想说的是，打工文学一直被人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认为打工文学是那些文化很低的打工者弄的东西，好不到哪里去。
叶耳：我更正一下，我初中读了一学期。另外我觉得学历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因为打工文学的作者学历低就认为他们写的东西不行，那是胡扯的。只读过小学的大作家，我们随便就可以列举出一大批，沈从文、残雪、海岩……当然，打工文学的写作者普遍学历偏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的确阻碍了打工文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作为一个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不断地努力学习，多读、多想、多写，不断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这一点很重要。学上得少不要紧，但书一定要读得多。 十月：学上得少不要紧，但书一定要读得多。这句话是否可以看作是你取得今天这些成绩的关键呢？相信看过你的作品的人都不会想到你只读过小学的。
叶耳：这句话我想用来和所有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共勉吧。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我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之一。因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十月：你是哪一年开始文学创作的呢？
叶耳：93年吧。1992年，我初一读了一学期，因为家境不好就辍学了，在家里跟父亲学种地。我天生不是种地的，因为我拿起锄头不到十分钟，手上就起了血泡，再挖下去血泡就破了。我这个人看见血就有一种疼痛感，那时我想，这样的生活怎么能过下去？我望着一望无边的土地想，他娘的，不干了。但是不干又会怎么样呢？会引来父母亲的责怪，说你看你，书又不读，工又不做，以后就是一个二流子。于是村里的人就开始说，这个孩子是个二流子，将来肯定没有出息。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我未来的出路。我二哥当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有许多文学书刊。其中有一本《散文诗》我很喜欢，我放牛时就借了来看，看了也写了一首散文诗，发在了山西太原的一家刊物上。收到样刊，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了书上，那时的那种感觉，现在永远也不可能有了。我记得那时在村里，我看见一个人我就对他说，这是我写的，你看看……应该说是文学拯救了我，文学给了贫穷的我一颗高贵的心。
十月：去哈尔滨做编辑是什么机缘？
叶耳：那是在94年，我在杂志上发了文章，后面有地址，哈尔滨的一家刊物按地址给我寄了一份他们的报纸，报纸就是介绍他们杂志的一些情况的，这份杂志叫《小天鹅》，在当时校园刊物里是很有名气的。我就按地址给他们投了一篇稿子，后来收到主编的回信，说文笔不错，还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就回信给他如实地说了。记得是春节刚过，我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是《小天鹅》的主编给我写的，让我过完春节就去哈尔滨。我的父亲听我读完信，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你是不是读错了，我又读了一遍。我说我没有读错。父亲又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那你不要骄傲，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冰雪中盛开的童话
十月：哈尔滨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叶耳：哈尔滨给我的感觉……我下车时是早晨，阳光出来了，但是下着雪花，地上结著厚厚的冰，地上的冰非常的晶莹、干净，阳光照在雪上，非常的美。哈尔滨的房子很像在图片中看到过的欧洲的样式，尖顶的哥特式的建筑，路上很多高大的东北人和俄罗斯人。那时给我的感觉是到了国外，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一个诗一样的、童话一样的世界。那时我觉得能到哈尔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更何况我奔向的是文学的方向。
十月：那一段编辑生活一定有很多难以忘怀的事情吧？
叶耳：那时当编辑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工作，因为那时我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杂志社开给我的工资是六百块，在那时我觉得相当不错了。我那时真的没有想过钱的概念，我觉得我活在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环境里，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谈文学、谈诗歌，逛街、看电影。每次发了工资，主编都催促我把钱寄回家。
十月：突然开始做编辑，新鲜之余会不会感受到工作的压力？
叶耳：那是我第一次做编辑，那时做编辑不像现在这样无纸化，什么都是电脑，那时来稿全部是手写稿。那时当编辑很安静，很有成就感，每天桌子上堆著高高的一堆写有我的名字的信件，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幸福。
知识改变命运
十月：来广东打工是什么时候？
叶耳：95年10月上旬。来南方的第一站是深圳石岩，出来时没急着去进厂，我三哥在猪场养猪，我住在他那里。我有个堂兄在一个文体站工作，还兼办了一份黑板报，叫《打工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打工文学，不过当时他们没有提“打工文学”这个概念。黑板报的文章都是打工者写的，听说发了还有不低的稿费，我就来劲了，于是写了一组诗和散文，赚了一些稿费。那时我一天到晚就爱穿行在石岩古老的街道上，和几个文友谈文学，那种生活很有意思。 冬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去了东莞企石，进了一家制衣厂，但没做多久就出来了。
十月：你来南方之后最早在打工期刊发表文章在什么地方？
叶耳：当时在《打工族》，那时还叫《外来工》，在上面发了很多文章，散文、诗歌，还有一篇很长的散文《别让我们的月亮流泪》，当时是当小说发出来的，我记得选稿编辑还在卷首语提了一下。华先生也对我的文章作过点评。
十月：你开始是写诗的，写小说是近来的事了。我想问的是你怎么看打工诗人这个提法？
叶耳：诗歌是一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诗人加上打工两个字，它本身就是伤害了诗歌。
十月：据我所知，你在打工期间一直在自学，并获得了西北大学的自学文凭。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到要考一个文凭呢？
叶耳：与我的一次找工经历有关。记得当时我在深圳找工，找了三个月的工作，还是没有找到，手中的钱也快用完了。找一个老乡去借钱，老乡答应了我发了工资给我钱，后来我再打他的电话，他却不接了。和我一起租住在一起的是两个大学生，我们每天一起去深圳的人才市场找工作，去了两次我就再也没有去了，因为当我拿着一些发表的诗作去找工作时，我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人才。没过多久，那两个大学生找到了工作，而我陷入了困境。机缘巧合，我的事情被《深圳都市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这个记者拿了我的一些诗发表了，并且还在报纸上做了很大一版的报道，这直接导致了深圳媒体上的一次大的讨论——深圳这个城市到底需不需要诗人。后来《新周刊》也对我的事进行了报道。这次讨论给了我两个改变，第一，使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很多看了报纸的老板表示要我到他们的公司工作；第二，我开始正视了自身的不足，于是我开始了报了自学考试。
十月：记得一开始我们谈到学历问题时，你回答说学历高低对写作的好坏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自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叶耳：参加西北大学的自学，让我得以更加了解了写作的规律。通过规范的学习，给了我一种文学理论上的补充，让我的写作从开始的无意识或者说下意识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另外自学获得文凭之后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使得我找工作变得比以前没有文凭时要容易得多了。我现在更加深信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
十月：那时自学的环竟怎么样？
叶耳：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基本上是很少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所有自学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别人在下班后去谈恋爱啦，或者抓紧时间打一会儿扑克牌呀，而这时我都在看书——躺在铁架床上看那些对于我一个小学毕业生来说相当高深的文学理论书籍。很幸运的是，现在我顺利地拿到了文凭。这件事使我想到，无论当一个打工者也好，当一个作家也好，只有不停地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才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完美。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其实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多于常人的付出。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只读过小学的大作家沈从文和残雪，他们上学虽说不多，可是他们都知识渊博、学贯中西。
十月：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在再次来到深圳自由写作之前，你是在重庆电视台做节目策划，为什么想到来南方写作？南方的写作成本是相当高的。
叶耳：这只能说我喜欢南方。人们都说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我想证明，这个世界还有童话。我不敢说我将来一定能成为多么伟大的作家，但在这个通向伟大作家的过程中，我这么用心，这么真实地付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伟大的。
十月：说得好，谢谢叶耳。
板砖站 一个问题亟待解决 小石头
在这期访谈里，王十月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学历和文化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在我看来，其实不应该是学历与文化的关系，而应该是知识构成与文化的关系。学历所证明的是一个人受到的系统教育，学了多少东西，而文化与学历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它只与个人吸收的知识有关。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错觉，认为但凡艺术类都是靠天赋，文学当然也是如此。事实上艺术家们最终还是要仰仗内功修为，没有根基的任何东西都是空中楼阁。天赋是很重要，那只是通往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说你拿到了入门的钥匙，高起点未必就必有所成。而作家要想在艺术道路上一路狂奔，自身的气力（修为）决定了你到底能奔多远。文学作品不是知识的堆砌，但没有扎实的知识做后盾，提高的可能性必然微乎其微。
叶耳在谈话中提到了小学毕业的沈从文和残雪，他们仅仅是没有获得学历，在知识储备却是惊人的，学贯中西，读的书并不比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少。而打工文学被人所诟病最多的，就是打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偏低，写出来的东西缺乏品位。这是事实，但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缺陷是非常困难的，但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就比只有初中学历的文章写得好。相对而言，基础好的人提升的空间要大一点。因此，打工作家想要写好打工文学，必须在知识上武装自己，你的视野、你想问题的深度、你对自身的认识，那将必然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
在这里，我想提到中国最具争议价值的作家——王朔。因为王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入木三分。许多人在评价王朔为什么如此仇视知识分子的时候总结道：因为王朔只有高中学历，自己没进过大学所以对大学里的一切都充满自卑心理，因此疯狂仇视。但王朔对这些论断嗤之以鼻。到今天，没有人再以这种可笑的说法去衡量他了，甚至更多的人开始承认王朔也是知识分子，因为他读的书甚至多过许多大学教授，他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使他具备了独到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当初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也被许多人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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