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京西客站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快到春节了，朋友们都打点行装衣锦还乡。我去西客站送他们，心中有一些茫然，更有一些羡慕。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对西客站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是我回家的起点。北京站，南站和东站我都去过，那里没有通向我家的路。

　　今天是2000年2月4日，农历1999年12月29，大年除夕。我站在西客站的第三站台上，送小杰回西安。小杰和我说着一些祝福道别的话，我思想开了小差，思绪飘得很远，飘回了湖南安化，听得非常的心不在焉。

　　除夕这天我起了一个大早，当然，对我来说，大早也是八九点钟。我在2000年的第一天就失业了，不用朝九晚五的日子，我全部是黑白颠倒地过。一个人的日子是可以很随意的，没有任何人干涉你的自由，你完全可以把白天睡成黑夜。

　　今天的阳光真好，柔柔地充满暖意。院子前面是大片的稻田，禾茬儿还留在田里，几只大而黑的鸟在田里觅食，悠闲而自在，就像故乡的冬日一般平和安宁。再放眼望去，就看到了颐和园里万寿山上雄伟壮丽的拂香阁、排云殿和不远处延绵的香山。这些都是京城才有的产物，我知道我是在北京。

　　我去给家在北京的几个同学打电话，他们很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过年。我说我已经约好了和一些朋友一起过，就不去麻烦他们了，初一再打电话给他们拜年。的确是有朋友约我和他们一起过年的，但我拒绝了。拒绝他们时却说，北京的同学请我去他们家过年，就不和他们一起过了，过了年我们再聚。我拿他们相互当着挡箭牌，得体而不露痕迹。其实我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和小杰在一起，小杰和我说：“我也不回家过年了，我们两个好好地去疯狂一天。”

　　我在等小杰的传呼。小杰没电话也没传呼机，我联系不上他。我一边收听中央电台的节目，一边翻看着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非常的无聊而烦闷。

　　院子里原来住着十来户人家，前阵子陆续地回去了好几户，只剩下我和安徽来的三户民工，冷冷清清的。房东住在前院，除了收房租从不到后院来。我和他们碰了面也不打招呼，面孔板板的，像极了冬日里这零下十二三度的天气。好在我们碰面的时候不多，除了偶尔回传呼上厕所我几乎足不出户。我呆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写稿，小心翼翼地侍弄著煤炉子。半夜里我总要起来添一次煤，我怕它熄灭了。炉子熄灭了是一件大麻烦事，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人换煤球给我，我曾经吃过几次闭门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水池里的冰坨还要冷硬。也许大家心中都有一些想认识对方的渴望，却又时时刻刻把对方提防得像个贼一样。有几次我已经话到嘴边了，却又被他们的表情逼得把话活生生再吞回去。

　　中关村居然没什么过年的气氛。由于部分房子拆迁，到处残砖破瓦，垃圾遍地。破裂的水管还在汩汩地流水，冰结了一地。一些须拆还未拆的店铺墙上贴满了标语，扩音器里反反复复地播放着“拆迁狂甩”、“半价出售”。路边有一个老人跪坐在地乞讨，他面前的搪瓷缸里散乱著一些角票，他一个劲在向行人作揖、磕头，不时地用肮脏的衣袖拭去流出的鼻涕。记得小时候时教科书上不时冒出“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现在已人多为患，听说中国人口已逼近十三亿大关了。

　　为什么不来一场战争呢？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一直认为，计划生育不是最佳方式。战争，惟有战争，才可以完全彻底地根除，并且永无隐患。

　　我不知道小杰会不会呼我，什么时候呼我。我不敢去地下图书城国林风，而去了海淀新华书店。在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我呼了曲直，让他帮忙找一个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地方。书店里除了几个营业员几乎没什么顾客，空荡荡的，特别的安静。我心里有些发毛，看来今天在这里混时间过也够呛。我随便找了本书看，全部的注意力却在呼机上。我非常渴望听到平日里最讨厌的那种单调的音乐。呼机一直坚持着它的沉默，我不放心掏出来看了几次，一条新的信息也没有。

　　有营业员开始注意我了，眼睛的余光瞟了我好几眼，我心慌慌的，装着找书的样子。营业员很坚决果断地朝我走过来：“你需要什么书？我来帮你找。”“噢，谢谢。不用麻烦你，我自己来。”“没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书名……”谢天谢地。呼机就在这时骤然地响起，我来不及看信息内容，丢给营业员一句：“对不起，我回电话。”就逃之夭夭。

　　是曲直。

　　他给我留言：“北大电教报告厅102教室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如果方便请回电话……”他每次呼我都是这么客客气气、小心翼翼地生怕惹怒了谁。他说现在的小姐真难侍候，侍候我们这些自尊心特强、受不了一丁点委屈怠慢、极富个性的女作家，比打一片江山还难。鲁迅文学院出来的女学生，真正了不得。

　　曲直在电话里问我：“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海淀新华书店，你呢？”

　　曲直笑了：“我在国家图书馆。”

　　看来这也是一个孤身在京过年，没地方可去，又没什么节目的主，大过年的跑到国图去混时间。也许大家心情都不怎么好，心事重重的，没了往日的嬉笑闲谈。我等他说话，他等我说话，电话尴尬地沉默著，后来却又同时冒出同一句话：“以后再联系吧。祝你快乐！”就挂了电话。

　　曲直，唉，曲直。想起这个男孩，我心中腾地升起一丝同情怜悯。这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孩子，他在北京，用自己的才华和青春打一场没有把握的持久战。他说每天清晨睁开眼睛，他就会大声地对自己说：“我要成功，我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

　　成功是熬出来的。曲直总是背着沉重的采访包穿梭在北京滚滚的车流人流中，他的包里除了工作必备的东西外，总放着几个馒头，他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单薄瘦弱的背影在人群中显得那么的孤独而无助，令人有一种要冲上去与人并肩行进的冲动。曲直要熬到什么时候呢？我安慰他，给他鼓气：“相信自己，你会成功的，真的。你不成功，上帝都会替你落泪。”

　　上帝真会落泪吗？没人知道。说这话时，我却差点掉下泪来。

　　我付了电话费，没有再去看书，走到冬日里和煦的阳光下去。

　　我给家乡的一位朋友写过一封信，说春节不回家了，我将去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千禧龙年。

　　那位朋友一直希望我做一只雄鹰，他说我的舞台在远方，贫穷落后的故乡不应成为我的牵绊。然而我却像一只候鸟，总是扑棱棱地飞回故乡去。家乡的春节是很有节日气氛的，不光能吃到平日很难吃到的好菜，更能见到平日很少见面的亲人朋友。

　　早在半个月前我就进行过两项工作：一是找一张纸对折一下，一边写上回家，一边写上不回，然后分别列出回与不回的理由。

　　结果我兴奋而又心酸地发现，回家的一边理由列了12条之多，不回的一边却是空空的一片。

　　一是掷硬币，正面回，反面不回。连掷3次，全是反面。此乃天意。我长叹一声，如获重释。

　　现在，我手里正捏著一枚一元的硬币，心又痒痒起。小杰还没来传呼。我在路旁找一块平地，把那枚硬币轻轻地一拨，它便飞快地在地上旋转起来。硬币越旋越快，像俄罗斯跳《天鹅湖》的姑娘一般轻盈。我看得有点发呆，忘了自己掷硬币的初衷。硬币还在疯狂地舞蹈著，呼机却响了，是小杰。

　　

　　小杰长什么模样呢？

　　我真的说不上来，和他见过两次面，只记得他个子挺高，不戴眼镜。

　　刚过元旦没几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风像刀子割肉一般让人感到彻骨地痛。雪是在半夜开始下的，当时我正在看赵忠祥的《岁月情缘》。可爱的赵大叔，漫不经心地和我们说起他的欧洲见闻，说起上海外滩的情人墙。

　　我看得有些恍惚。寂静的深夜里，突然隐隐听到一阵轻轻的似真似幻的哭声，唏唏嘘嘘，就像伤心少女扑在被面上压抑的抽抽噎噎的哭声。我打开门，看到满天洁白的精灵在灰蒙蒙的夜色里凌空舞蹈。

　　下雪了。

　　原来雪也是有生命的，甚至有情感。不过对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我欲恨不得欲爱不能，她们的忽然造访，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我开始考虑去找带暖气的房子。事实上，我一直都在找房子，贴在电线杆上的房屋出租广告，我都会满心欢喜地跑过去看，并且会打电话过去，或许跑过去看房子。但没有哪一次能正合我意，只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还搭上不少电话费。

　　然而，这并没有让我就此放手，我还是热衷这一游戏，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上。我从报纸上看到双安商场附近有学生宿舍出租，每个床位180元一个月，水电全包，还有暖气。多么好的事啊，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几乎是一路欢歌地顶着风雪去了。

　　我在办公室与房东砍房价的时候，小杰从外面冲进来，披着一身的雪花。一看就知是毛毛躁躁的小伙子，还在门口就高声喊，还有房吗？还有房吗？我朝他使眼色。好在他聪明，一下明白我的意思。立即，我们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只差没有手牵手了。房东被我们弄昏了头，晕晕乎乎地说，房价好说，好说，一切好商量。

　　然后一起去看房子，低矮的地下室，有一股腐烂的气息。趁机再狠狠地压价。180块的房子，最终被我们压到125元。小杰交了20块钱压金，我还在犹豫。

　　走到门口的时候，小杰突然说，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给他写下我的呼机号和名字，他仔细地看了看，你的名字像个男孩子。

　　看过我名字的没有人不说是个男孩，我还经常收到注明先生的信。可我一直为这个名字自豪，阳刚而有斗志，这么好的名字不是人人都有的。小杰在我的本子上留下他的资料。姓名，年龄，家里的地址甚至还很幽默地写上未婚。

　　“我没有电话也没有呼机，我呼你，你要回电话。”我们在风雪里笑着分手。

　　最终，小杰住了进去，我没有。刚交房租没几天，黑心的房东，不给退钱。

　　

　　北京这些住平房的小市民，我领教了他们的厉害。租房的历史真的是不堪回首的。北京老太，一个个嘴里叨著香烟，面目狰狞。

　　在那家青年性刊物做编辑时我住在北京大学南门的一条小胡同。小小的一间屋子，刚好够放一张床，没有窗户。我住在里面，像一只潜伏的野兽。

　　房东阿姨像一个户籍民警，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把我叫到院子里：“小贺，你来。说说你的情况，我们院子可不让住乱七八糟的人。”我知道自己出身良好，绝对根正苗红，没有任何前科。

　　阿姨给了我一张白纸，让我写清楚姓名、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甚至还有家里人的情况。

　　我有些气愤，不阴不阳地问了一句：“去世了的人是否要注明死因？”

　　“只要不是传染病就算了。”

　　北京人，你拿他没办法的，这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那种优越感，他们的那种奴性，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表现给世人看。

　　我每天去上班，天不亮就走。

　　晚上却一直不敢早些回去，去国林风看书，一直看到天全黑了，书店关门了。再到街上逛一会，估计房东他们睡了，才悄悄地溜回去。

　　去杂志社前我干过很多事情，上街发传单，做直销。做直销时是推销一种叫阳光牌的保健袜。它是否真的保健谁也说不清，但是推销时，我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一直说到看着别人从兜来掏出钱来放到你的手里。

　　我一边做着直销，一边留意著另外的工作。终于就找到了那家青年性刊物，离开了那家直销公司。

　　可那个女老板和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她的刊物并非是正式的，只是承包了一家杂志的发行，然后为了赚钱而自己又另出一个杂志，用那家刊物的刊号。编辑部就两个编辑，另外一个编辑只从一些书上摘录东西，所有的稿子都得我去约。

　　那时候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够涂抹两下的朋友，把他们的稿拿来，再动手术，没天没夜地修改。编辑好了稿子，还要做校对，还要拿到亚运村去做内文排版，然后再送去印刷厂，杂志出来后还得负责去火车站发货寄送。

　　那时我不知自己成了什么，老板说，小贺你很年轻，头脑又灵活，好好跟着我，你会学很多东西的。现在我就放开手让你干了。这样的好事，你走到哪里都碰不到的。

　　是好事吗？我不觉得。不知自己跟了一个什么样的老板。经常有一些人上门来要债，老板便东躲西藏，最终有一天还是没有躲掉。

　　来的是一个男人，听说和她关系非同一般的，她刚出来做发行时，他教她的，她跟了他5年，拆散了他的家庭却自己不愿离婚，还欠了他一大笔业务款。

　　那天我们有幸看到一出好戏，那个气急败坏的男人终于对她大打出手，从屋里追到屋外，满院子的人看着，直到那男人打了她两个耳光，才有人上去。后来那个男人还来过几次，让我们小心，说别到时领不到工资。

　　而我似乎很受老板器重，编辑好的稿子她几乎都不终审，直接让我拿去照排。她拍着我的肩说：“小贺，以后，杂志的事就全交给你了，你放手干吧，你做事我放心。”

　　居住的胡同叫做老虎洞，可住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病猫一般的家伙。住我隔壁的一个女孩子，听说是北大的研究生，大白天呆在家里睡觉，晚上的时候用英语大声地打电话。偶尔，她会到我的房里来，站在门外和我说几句话。可平时在院子里碰上，我们却连招呼都不打。一直说不清自己与她是怎样的关系，怪怪的，令人无所适从。一天下班回家，在院子里，她居然叫住了我。我有些纳闷，看着她一时反应不过来。她说她母亲来了，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不知她母亲来了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到过后的几天才弄明白。她母亲练气功走火入魔，得了间歇性神经病，是到北京来治病的。可是，她没钱，只能买一些药让她母亲在家里吃，没法住院。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突然有人猛敲我的门，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听清了才知是她母亲发病了。后来，这样的事就经常性地发生。终于有一天晚上，她跑来找我，说她母亲不见了。她下课回来，门开着，她母亲已经不见人影。我便满北京的和她去找，一路走一路喊。夜一点点漫过来，我和她两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奔走。一直到深夜两点多钟，她母亲还是踪影全无，我们开始往回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跑过去，看到她母亲好好地站在那里，看到我们，她孩子般朝我们笑：“我坐车回来的，你们真傻，有车都不坐。”民警同志看到我们，只说，以后看紧一点。

　　可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孩子，怎么看得紧一个神经病人呢。随着她母亲发病频率越来越高，女孩子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后来，我就总在深夜听到女孩子的哭声。有时候，听到她大声地呵斥，她呵斥她的母亲，让她母亲滚，让她母亲去死。一天深夜，她们打了起来。我起床过去看时，看到女孩子正用砖头般厚重的书向她母亲砸去。在那一刻我的泪就流了下来，我不知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生病的母亲。那一晚又是一夜未眠，女孩子哭了一晚，她母亲吵了一晚，我陪她们坐了一晚。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下着大雨，我去上公厕。院子里有着很深的积水，院子里的灯没有开，黑乎乎的。我深一脚浅一脚正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一个黑影窜到我面前，摇着我的肩膀厉声尖叫：“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吓得魂飞魄散，一屁股坐在了肮脏的积水里。回过神来，才知道是隔壁有病的阿姨。这地方是没办法住下去了，再住下去，我迟早也会得神经病的。刚好这时候老板说让我搬到单位去住，于是我蚂蚁搬家般一点点的在上班的时候把行李带过去。我没钱叫车，只能用这种很笨的方法。用了一个星期，终于搬离了这个可怕的老虎洞。

　　安稳的日子仅过了三天，第四天的早上，几个穿制服的人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到此才知道，上个月我们加班加点做出来的一本刊物，是非法出版物，涉及到两个很有名的人的隐私，刊物出来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单位被查封，老板被带走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工资仅领到很少的一部分。我在那一刻真的傻了眼，很久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能回到哪里去？北京这座城市，我不知哪里才是我的落脚点。我给同学打了一个传呼，我想把行李先放她那里，然后去找房子。几天前才一点点搬到东城区的行李又一点一点的搬回到海淀来。兜了一个大圈子，终点回到起点，什么收获也没有，只是无端地浪费了时间，折腾了自己。一夜之间，我一无所有，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赖以栖身的地方。

　　同学暂时地收留了我。那时我口袋里只有两百块钱，还不够租一间房子。不过那时心态倒是挺平静的，甚至还有心思去北大听讲座。日子过得有些尴尬，同学天天忙，上班、听课，还有一些其他的事。而我却无所事事，工作也不去找了，天天的晃荡来晃荡去。寄人篱下的日子是尴尬的。在一天的晚上，同学突然地说我不能再住在她那里了，她让我自己想办法。快十点的时候我从她家里出来，在海淀的小巷里来来回回地走。在北京，在这样的夜里，我没有可以投靠的人。

　　这时候还有另一个朋友，和我一样的走霉运。同是湖南人，我们有很多地方相似，尤其是生活习俗方面，两个人都喜欢吃口味很重放很多辣椒的菜。那段日子最为贫穷尴尬，现在回想起来却是最为快乐的，被我们称为胡萝卜岁月。因为我一次性去买了十多斤胡萝卜，我们天天吃胡萝卜，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天。直到我们都时来运转。生命中很多事情是一转眼就忘记了，但是患难与共的日子，却一直忘记不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朋友还经常向别人炫耀他的胡萝卜的日子。

　　

　　小杰在电话里说他家来了电报，让他回家。于是我又一次去了双安附近的学生公寓。见到我时，小杰一脸的歉意。我帮他收拾行李，他的行李依然很简单，本来就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不会带走什么东西的，来和去也不会很张扬。

　　票是晚上23点30分的，没有直通车了，只能先坐到郑州，然后再转。差不多还有十二个小时，怎么打发呢？我和小杰研究该去哪里。来北京几个月，除了天安门、故宫，小杰几乎没到什么地方玩过。我们把北京的名胜古迹一一列出来，采用淘汰的方式来确定该去的地方。最后选出来的有天坛、地坛、香山、中华民族园等地方，然后再采取抽签的方式。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这样做的，但是时间太多了，必须消磨掉一点。小杰把抽签的权利交给我，我闭上眼睛，一本正经地祈祷，抓中了地坛。

　　地坛。我想起史铁生的《地坛，我的母亲》。他说，在地坛里，有过他车辙的地方就有母亲的脚印。看那篇文章时我记得我哭了，不为别的，只为一份伟大的母爱。

　　我和小杰换了两次车，终于到达了地坛，小杰去买票，我站在门口等他。真的没有想到，本世纪的最后一个除夕，我不是和家人一起度过，也不是和原来的好朋友一起度过，而是和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人一起度过。生命中有很多事情真的是无法解释的，发生了的事情就都有它的道理。

　　地坛公园几乎没什么人，人都到离这不远的庙会去了。我和小杰慢慢地走着，一时却找不到适合的话题。两个人都不说话，一起拎着他的背包一个劲地向前走。

　　到了一个小亭子时，小杰说我们歇一歇吧。然后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好多吃的来，满满地摆了一石桌子。我们吃着团年饭，都一副幸福得不得了的样子。小杰是可以幸福的，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但我呢？什么时候我也能回家？

　　有什么打算？小杰问我。你还会漂泊流浪吗？不漂泊流浪我又能怎样呢？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不知道停下来会怎样，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那份寡淡无味的安稳。我需要不停地走，对我来说，停下脚步也就是停下了生命。小杰笑。说实在的，你该找个男朋友，那样会有一种踏实感。可有些东西并不是你想要的。我和小杰说，尽管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不适合我。

　　母亲曾经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公安局的。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见过，在他们办公室打牌，一起玩了好几天。很帅的一个男孩，打牌却总是我的手下败将。看不出他对我有什么意思，但回到北京就收到了他的来信。尽管他并不是我心中渴望的那种男孩，但也并不讨厌他，于是便给他写了回信。生活总需要一些调节，更何况，母亲已经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再不嫁人，她会急昏的。我知道那个男孩为什么喜欢我，相对他来说，我的经历太传奇，也太精彩了。人们往往会对自己所没有的或得不到的东西有一种神往。他给我的信一天一天厚起来，不足以打动我，但令我感动。我在北京一直是很动荡的，地址经常性地变动，难为了家乡的那个男孩，一次次地把信寄到我新的住地。后来他在信中说希望我能放弃北京回家去，他说他也有着男人的自私，不希望自己的爱人一年四季在外面跑不归家。可我不想离开北京，这里有我的梦想，我还没有实现，我不能离开。再换了住址的时候我就不再告诉他，当关心变成了阻力，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最后一次与他通话，他在电话里说，回来过年吧，再不回来，我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不想再等了，如果你无法放弃你的生活，那么我只能放弃你。我记得自己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轻轻地放下了电话。放下电话，也就放下了一种生活，放下了一丝牵绊。有些东西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求不来的，我告诉自己，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而小杰他是不知道这些事的，他认为安稳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他说他不想我生活得这么苦。

　　我们举起可乐，相互祝新年快乐。

　　一路上我都唱着歌，小杰说他想不通我为什么还会这么快乐。为什么要不快乐呢？阳光多么灿烂啊，我们也还年轻。头脑聪明四肢健全，我为什么要不快乐？我对小杰说，你知道吗？我们正走着的这条路，史铁生不知走过多少次了，他就是在这里写出了有名的《地坛，我的母亲》。好好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小杰，你是幸运的，我们都是幸运的。

　　阳光渐渐地暗下去，气温也低了，风却呜呜地刮起来了。小杰给我讲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秦始皇兵马俑。你真该到西安去看看，它能给你很多灵感的。要不，今晚你和我一起走吧，我可以带你玩遍西安的大大小小景点。我微笑着摇头，小杰他真像一个孩子，可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美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

　　那我们还会见面吗？很难了。我实话实说，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清，也许过了年我就离开北京了。不过我会记住，九九年的除夕我是和你一起过的。

　　从地坛出来后我们去逛庙会，很多的人，小杰拉住我的手，他说怕我走丢了。我们在人群中穿梭，快乐得像两尾自由自在的鱼。路边站满了卖糖葫芦的小贩，小杰拉着我挤过去，我们像两个孩子，看着各种糖葫芦指指点点的就不再走了。然后就开始了吃糖葫芦比赛，你一个我一个，一直吃得成了大花脸，吃得小贩心花怒放。

　　一直玩到晚上九点，我们去雍和宫坐地铁。地铁里人很多，挤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只走了三站，我的呼机就响了。小杰探过头来看，谁来的？是家里来的，让我回电话。车一到站，小杰拉着我就跑，快走，大年除夕家里人正等着呢，赶快打电话回家去。

　　我们跑到地面上，找到了一个IC卡电话亭。一家人都在，挨个的和我说话，后来就开始抢电话筒。后来干脆按下了免提键，一家人的声音同时传进我的耳里。我的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最后几乎泣不成声。我不敢开口说话，我怕家人知道我哭了。小杰用力拍了拍我的肩，把纸巾递给我。在一旁轻轻地说，想哭就哭吧，其实他们也知道你会哭的。

　　我还是忍住了。重新回到地铁，我们不再说话。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似乎又有很多话要说。地铁里有人在大声地谈著些什么，仔细一听，原来是在骂外地人。说外地人多了，大过年的地铁还拥挤成这样。气咻咻的口气里，北京就是他的。有个很胖的女人，声音大得吓人，这些外地人真讨厌，北京是这么好混的吗？

　　我有些气结，突然地想和她吵架，小杰看出了我的意图，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一下，贴着我耳边说，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你是有知识的人。我为小杰这句话感动。我是有知识的人，多么崇高的赞美。

　　我们在公主坟下了地铁，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我不知自己心中在想些什么。总觉得这灰蒙蒙的夜空少了点什么。为什么不下场雪呢，我好想再一次听听雪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