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被人看不起，我要为广大农民兄弟争口气，我非得也找个情人给你们看看不可！ 怎样分辨糖和盐呢？根据它们的味道分辨：糖是甜的，盐是咸的。

　　有时候，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就像糖和盐的区别一样，即使看上去一样，但你尝一尝，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我是一个农民，同时也是一名作家，某文学院一名聘任制作家。大家在介绍我时常会这样说：“这是农民作家刘云峰。”而介绍别的作家时，他们却不会强调他的户口问题，他们不会说：“这是城市作家×××。”这是为什么呢？

　　 １、写作与性欲 那一次，文学院作家集中学习。晚上我们几个人在房间里闲聊天，聊著聊著聊到了写作与性欲的问题。

　　先是王铮说。王铮刚过40岁，刚刚获得了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有人跟他打趣，说他是“色艺双馨”还差不多。因为此人表面看来非常好色，每次吃饭总跟女作家们挤一桌。王铮摘下他那一年四季都戴着的棒球帽，过分稀疏的头发使他的头顶显出一派荒凉景象。他非常冤枉地说：

　　“我还好色？我觉得我都快阳痿了。准是写小说写的。我一写起小说来就不能干那事，一部长篇写几个月就几个月不能干那事。”

　　张志江也深有感触地说：“我头天晚上干了那事，第二天一整天都脑袋发昏，写不成东西。”

　　大家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纷纷表示赞同，说写作和做爱真是势不两立的两件事。我对此却有不同感受，我说：

　　“我怎么和你们不一样？我一写起东西来就特别亢奋。我通常是在晚上１０点以后开始写作，下半夜２、３点上床。上床后脑袋还沸腾著，不干一次那事就平息不下来，不能睡觉。所以我写作的时候身边一定要有女人。”

　　王铮羡慕地说：“还是刘云峰身体棒啊！”

　　王铮这么说我，明显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我年轻，所以力壮；二是说因为我是农民，体力劳动者，所以身体一定棒。这是我的感觉。

　　“但是我写完一部作品后会大病一场，身子极端虚弱，要歇好几天才能养过来。”我又补充说。

　　“不知道女作家和咱们一样不一样？”搞儿童文学的尹秋生说，“杨虹刚写完一个长篇，王铮你问问她写作期间跟她先生做不做爱。”

　　不知怎么回事，人们普遍认为王铮和杨虹的关系很不一般。

　　“我怎么好问人家这个呢？”王铮很正经地说。“你们可能有误会，其实我和杨虹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

　　“女作家肯定跟男作家不一样。女作家没准越做爱越精神呢！”“70后”作家安海青说，“你们没看过那些美女作家的小说吗？简直就是猛女作家！”

　　后来大家又谈到了各自的“频率”问题。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那么这些被称为作家的雄性动物的房事能力实在是很逊。他们有的说自己是“每周一歌”，有的说自己是“半月谈”，王铮甚至说自己在夏天因为太热，有时一个月都不想来一次。尹秋生问我的情况，我说：

　　“我一周就是两三次吧。”

　　与他们相比，我觉得我够厉害了，尹秋生却还不大满意：

　　“你身体这么棒，怎么也才做这么几次？”

　　“我想这不应该是身体的问题，主要是10来年的夫妻了，对老婆早没新鲜感了。”

　　我这话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大家都认为如果找个小情人的话，或许可以使自己重振雄风。尹秋生对于情人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挨个问大家有没有情人。大家都说没有。王铮说：

　　“就我这小身子骨，光我老婆一个我还对付不了呢，再找个情人那不要了我的命吗？我还是多活几年，给广大人民群众多奉献点精神食粮吧。”

　　张志江说：“我想那会很累的，所以我不搞。”

　　邓念本说：“我觉得搞那个是件很恶心的事。”

　　安海青说:“我主要是没钱，另外长得也不吸引人，哪个女的不嫌我这两点，倒不妨玩一玩。”

　　尹秋生说：“我觉得我是有心理障碍，那些女孩都喊我老师，都把我架起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再瞎闹了。”

　　大概尹秋生认为我是个农民，而农民兄弟又都比较淳朴厚道，换句话说就是不解风情，不懂风月，想当然也就不会干这种找情人的风流勾当，所以一屋子作家中，他唯独没问我有没有情人，这让我心里感到很不平衡。

　　 2、我的心中充满了力量 那天晚上的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他们凭什么就那么想当然地认为我这个农民作家不应该有个情人？这不是隔着门缝瞧人吗？吃里扒外，见异思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难道都是城市知识分子的专利吗？这也太霸道了吧？

　　我们农民容易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苦哇！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气啊！

　　假种子坑农；假化肥害农；假农药毁农……缺德啊！

　　没人给农民发工资，没人给农民发劳保，没有福利待遇，没有养老保险，没有房改分房，只有白条一大堆！没有《劳动法》，没有养老金，只有收不完的这税那税，还叫不叫农民活啊！

　　八十岁的老农民，也要自己土里刨食，冤啊！

　　吃苦最多的是农民，享受最少的是农民。负担最重的是农民，地位最低的是农民。如果有来生，哪个农民下辈子也绝不愿再当农民！

　　即使你当了作家，人家也时时刻刻不忘提醒你：你是一个“农民”作家！

　　什么罪农民都要受，什么苦农民都要吃，什么好事也轮不到农民头上，比如找情人这样的好事。在大量的荤段子中，甚至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农民从来都只配有那种原始、低级的表现，像找情人这样上档次的事，似乎与农民同志沾不上边。

　　我不服这个！

　　我不要被人看不起，我要为广大农民兄弟争口气，我非得也找个情人给你们看看不可！

　　我暗暗下定了决心。我觉得我的心中充满了力量。

　　 3、合影 衡水市召开了一个青年作家创作会，邀请了一些著名评论家、大刊编辑作报告。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也来了。我作为本市青年作家代表在会上发了个言，谈了谈自己10余年来的写作情况和生活经历。在发言开始我说：

　　“刚才几位作者都谈了搞文学的艰辛和困难，我想谈点不同看法。我觉得选择这条道路，从事这项事业，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幸福和快乐。

　　“比如，如果不是因为我选择了这条文学之路，我能见到我最崇拜的偶像铁凝老师吗（笑）？我计算了一下，从认识铁凝老师到现在，我和她握了有８次手了（大笑）。如果不是因为我写了那么几篇小说，我这双握锄把子的手能握到铁凝老师的手吗……”

　　众人哄堂大笑，都认为该农民作家十分幽默。在我以后的发言中，大家笑声不断，我对面一个青年作者还朝我竖起了大拇指表示佩服。

　　晚上，我和本市几个作者到铁凝房中和她聊天。有人带了相机，大家轮流和铁凝合影。我也和铁凝坐在沙发上合了一张。

　　后来照片洗出来后寄到我家中，正好我姑在我家。她见到我和铁凝的合影，大惊小怪地叫道：

　　“哈，这个小闺妮是谁啊？”

　　铁凝人长得漂亮，显年轻，那天晚上大概还化了亮妆，皮肤亮亮的，光彩焕发，看上去竟然好像比我还要小一二岁似的。难怪我姑会这么说。我说：

　　“这是铁凝。”

　　“铁凝是谁啊？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姑不知道铁凝是谁这毫不奇怪，因为她平时根本不看书。在农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轻易是不会照合影的，除非是对像关系或夫妻关系。我姑显然是猜到那方面去了。我说：

　　“你别瞎猜了，人家是著名作家，而且比我大十几岁哩！”

　　“是吗？”我姑大为惊奇，“人家城里人就是显年轻啊！”

　　我姑不再怀疑我和照片上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了。在农村里，一个男人和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是不可能有啥关系的。在城市里可就没准了。

　　 4、你以为你穿上皮鞋我就认不出你是农民来了？ 在这次“青创会”上，我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说有那么几年，我的创作一直回避著农村题材，我的笔只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之间游荡，我的眼光从不在目光所及之处停留，我对我生活的村庄发生的一切都视而不见，我对那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本能的有一种排斥心理，而对于一些时髦洋气的东西则渴望靠近学习。那时候我宁愿挖空心思痛苦地编一些自己感到陌生的城市故事，也不愿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坦白讲，我就是生怕露出自己农民的尾巴来。这种心理和农民穿皮鞋的心理大概一样。有位朋友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家说现在只有农民才穿皮鞋呢。”这其中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我甚至设想了一下这话如果放在赵本山嘴里会是什么味儿，那应该是这样的：

　　“小样儿，还穿上皮鞋了！你以为你穿上皮鞋我就认不出你是农民来了？”

　　我的自我调侃引起了大家善意的笑声。

　　其实朋友说的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

　　“人家说现在只有农民才穿西服呢。”

　　总之城里人把他们曾经热衷过的，而后来又非常普及的东西，用鄙夷的口吻强加到农民头上就是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城里人一定会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上：

　　“现在只有农民才用手机呢。”

　　“现在只有农民才上互联网呢。”

　　“现在只有农民才开桑塔娜呢。”

　　 5、第一颗糖的味道 “青创会”开过几天后，我收到衡水市一个女作者的来信。信中她说她叫李仿叶，今年23岁（比我小8岁），现在和她嫂子在一家商场租柜台卖化妆品。她喜欢写作，在《衡水日报》、《衡水文学》上发表过几篇散文。她也参加了这次“青创会”，不过没有她发言的机会。她觉得我这个人幽默、潇洒，人又长得英俊、挺拔，希望能高攀和我交个朋友，以时常得到我的指教。

　　我给她回了信，很谦虚地说自己在写作上也还处于学习、提高阶段，如果她不嫌弃，就让我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吧。

　　李仿叶给我寄第二封信时附了３篇散文作品，请我帮她修改、打印并推荐发表。她写的东西都是对生活、爱情的小感悟，相当肤浅、平淡。我挑了一篇加以润色后在电脑上打印出来，寄给了一个比较熟的生活刊物的编辑。三个月后，这篇东西发表了，李仿叶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她收到了130元钱稿费，她要请我吃饭。她说她还从没一次挣过这么多稿费呢。

　　衡水市离我们村40公里，骑摩托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天我媳妇回娘家去了，我趁机骑上摩托去找李仿叶。

　　李仿叶的姿色让我颇感失望。五官平淡不说，身材也十分一般，身高也就在１米５左右，还留着一头乍毛烘烘的短发。说实话，比起我媳妇来差远了。我媳妇虽然是个农村女人，也没什么文化，但是容貌、身材十分出众，即使够不上一流姿色，起码也是二流的。如果放在10年前我20来岁的时候，对于李仿叶这样的女生，我根本不会产生兴趣，我还嫌和她走在一起没面子呢。

　　那天在饭店吃完午饭，已是３点了。李仿叶抢着结了账。柜台那儿有她嫂子顶着，她不用急着回去。她说咱们去我哥家歇会儿吧，等你酒劲下去了再回去，我说好。

　　我用摩托带着李仿叶，刚开始她还略嫌拘谨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从饭店出来后，她就用双手搂着我的腰了。我一只手扶把，腾出一只手来摸了摸她搂着我腰的手，她干脆将脸贴在我后背上。我心里便十分明戏了。

　　李仿叶她哥上班去了，家里没人。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几个音乐光盘，我随手翻了翻。李仿叶过来坐在我身边，问我喜欢流行音乐吗，我说我老了，只喜欢听一些老歌手的歌，比如罗大佑、李宗盛、崔健什么的。她说这里边有吗，也伸手拿光盘看。她与我坐得如此之近，以至鼻息可闻，我想我要是再不动手就显得我太木了，于是我伸手搂住了她肩膀。她身子一歪便倒在了我怀里。她看着我说：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因为时间不充裕（完事后我还要赶回去），我没有在抒情上过多浪费时间，便直奔了主题。我揉了两下她的乳房，见她没反对，便解开她的腰带，将手插进去，滑过她温暖柔软的小腹，摸到那个柔软湿润的地带。她闭着眼，喃喃地说：“哥，我要你。”我抱起她，进了卧室。卧室里的陈设不像是她一个单身女孩的，我问她她睡哪屋，她说：“我那屋床小，就在这屋吧。”于是在她哥嫂的双人床上，我要了她。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从此我刘云峰也有情人了（“了”在此要读“liao”）！

　　前两年那些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大行其道时，很多人对她们的作品中过多过直露的性爱描写有看法，气愤者有之，诘责者有之，怒骂者有之，津津乐道者有之，而一位可爱的老家伙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可怜的孩子！这就像从没吃过糖的孩子第一次吃到糖一样，激动得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吃过糖了！我吃过糖了！糖是甜的！’”

　　李仿叶可以说是我吃到的第一颗婚外情人糖。当时由于太仓促，我没有细细品味这颗糖的滋味，后来又和她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关系后，我才略微尝出了一点味道。这颗糖虽然味道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毕竟也是一颗糖，而不是一颗苦药片。

　　记得那天我还干了一桩蠢事，就是我们完事后我问李仿叶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有过一个，因为合不来，前不久分手了。我说你第一次是和你男朋友吗，她浅笑着说：

　　“你怎么问这个？”

　　“没事，随便问问。”

　　“那你呢，你第一次是和你媳妇吗？”

　　“当然是，而且是在结婚以后。”

　　“哦，真是个好男人。”

　　现在想来，她说我“真是个好男人”应该是有点嘲讽意味的，不过当时我没琢磨过来。现在我有点醒过闷来了，她那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只有农民才把“第一次”看得那么重要啊？

　　 6、抽水马桶 我在25岁之前，从没使用过抽水马桶。25岁那年第一次使用这种便器，是在石家庄市一位中年女编辑家里。

　　那是一个很好的女人。那时我还没发表过什么作品，她很欣赏我的才华，连着给我发表了两个短篇。过完秋我特意去拜访了她一次。在这之前的信件往来中，我知道了她有一个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所以我从院里栽的石榴树上剪了几个特大的石榴带去，作为给她女儿的礼物。她见到后表示出夸张的高兴的样子，说从没见过这么大个的石榴。

　　那天的午饭我是在她家吃的。我上她家的卫生间解手，解完后不知道怎么使马桶抽水。我按了一下水箱旁边的开关（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应该按这个开关），马桶毫无反应。我只好腆著发烧的脸去请教正在厨房刷碗的女编辑。我说：

　　“你家的马桶怎么用啊？”

　　她“啊”了一声，笑着说：

　　“对不起，我忘告诉你了，我家的马桶有点毛病。”

　　她甩了甩手上的水，拿一只洗脸盆在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来到卫生间，掀开马桶水箱的盖子，把水倒进去，然后提了一下里面的开关，马桶这才“哗啦”一声工作起来。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这还是第一次用马桶呢。”

　　“这个很简单，比写小说容易多了，根本不用学。只不过我家这一个比较复杂而已，那是因为它坏了。”

　　她显然知道我很发窘，说话时很注意照顾我的面子，尽量不使我感到难堪。

　　她的女儿比我女儿大两岁，那天我要走时，她用一只旧布包装了几件她女儿穿过的衣服送给我。她怕我有那种受人施舍的感觉，解释说：

　　“我女儿也净穿人家给的衣服，有她大姨家孩子的，她舅舅家孩子的。这些衣服都挺新的，小孩子长得快，衣服穿一年就不能穿了，扔掉怪可惜的。”

　　那些衣服的质地、款式都不错，比我在家里买的新衣服都要好。我回到家往外掏衣服时，发现布包底下还藏着几袋小食品，不用说这也是女编辑给我女儿买的。我就没看见她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

　　我很尊敬这位女编辑。作为一个有修养的女人，她在尽力帮助我的同时，还顾及到了我的自尊心。

　　说到马桶的事，不能不提提我二哥。此人从小就是个怪渣。我们一家人夜里解手，都是用一只塑料便盆，唯独他要用一只大号搪瓷缸子（我们这里叫大茶缸，一般是用来沏茶的）。这个习惯也不知道是怎么养成的。有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大舅到我家来，他徒步走了２０里路，渴坏了。偏巧那天我二哥尿的一茶缸尿不知怎么没拿出去倒掉，还摆在条案上。我大舅以为是凉的茶水，端起来一口气就喝完了。喝完后他咂摸著不是滋味，说：

　　“这个茶叶看着色儿挺好，就是一股子骚味儿！”

　　还有一次，是个冬天，我们去姥姥家，晚上没回去。半夜我二哥要尿尿，递给他尿盆他尿不出来，递给他一只广口瓶他尿不出来，憋得他在炕上直跺脚，就得用大茶缸。最后没办法，我姥姥只好拿了一只崭新的大茶缸给他，他这才尿了。那只茶缸是我舅挖河得到的奖品，平常他们喝水都舍不得用。

　　现在我二哥可抖了。他在村外建了几个炭窑，烧出木炭来卖给城里烤羊肉串的，这几年赚了不少钱。去年他盖了５间大房，外面贴着白瓷砖，屋里铺著红地板砖，这些都不用说了，值得称道的是他还装修了一间卫生间，装上了我们南周堡村第一只抽水马桶。于是我二哥又增添了新的毛病：错了马桶不拉屎。在别人家，如果是解小便，他还凑合着用一下主人家的厕所；如果是解大便，他一定要憋著回到家坐在马桶上方能解下来。他常常幸福地跟我们说：

　　“还是坐着拉屎舒服啊！”

　　 7、你知道我有情人了吗？ 据说现在那些大款凑到一块儿，不再比谁的房子大谁的汽车好了，而是比谁的小蜜年轻谁的小蜜靓。我们这些被称为作家的家伙凑到一块儿，虽然表面上不比那个，但谁要是有个小蜜，也还是很惹大家眼红的。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本事，是一种魅力的象征，成功的标志。

　　我也有意无意地把李仿叶暴露给了我的同道们。

　　那是在衡水市开一个小说座谈会时。下午我呼了一下李仿叶，让她晚上没事了给我的房间打电话。晚上她打过来时，我们四五个人正在聊天。丁小松抓起话筒“喂”了一声，然后对我说：“刘云峰，你的。”我接过话筒，他用一种神秘的语调说：“是个女的。”

　　“喂，我是刘云峰。”

　　“我哥哥嫂子今天回老家去了，就我自己在家呢，你过来吧。”

　　“这个……”我看了看屋里的几个人，放低声音说：“我和朋友说话呢。”

　　“讨厌！你不过来我可生气啦！”她在那头发嗲。

　　“好好，我待会儿过去。”

　　“马上。”

　　“好好好，马上，马上。”

　　撂下话筒，我对他们说：“对不起几位，我要失陪了。”

　　丁小松笑道：“小情人吧？”

　　“哪里哪里，就是一般的朋友。”

　　和我同住一屋的张海玉说：“叫她上这儿来吧，咱们也瞻仰瞻仰芳容。”

　　我笑道：“等我以后找到好看的了，一定让你们瞻仰，这一个有点拿不出手。”

　　第二天，不止一个人向我打听：

　　“刘云峰，昨晚会情人去了吧？”

　　“你听他们瞎说咧，就是个一般的朋友。像我这么淳朴的农家子弟，哪会干那种风流事啊！”我笑着否认，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8、城里人、乡下人和二流子 1997年初春时节，我陪我叔叔到北京看病。在等候检查结果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去天安门广场上玩。那个时候我的气质还没有现在这样好，走在城市的人流中，别人一眼就可看出我是个农民来。当我站在广场边上，心里想着该去哪里逛逛时，一个警察盯上了我。

　　他招手把我叫过去，先让我拿出身份证交给他仔细查对了一番，然后他把身份证拿在手里，问我是哪儿的人，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我是河北深县人，陪我叔叔来北京看病。他又详细询问我叔叔得的什么病，在哪家医院看的，有没有住上院，我们现在住在哪儿等等。我一一回答了他。他觉得我的回答没什么破绽，这才把身份证还给了我。

　　应该说这个警察的态度并不恶劣，甚至称得上客气，但我心里就是觉得不得劲。凭什么满大街那么多人，你就看着我像个不良分子？我接过身份证，问了他一句：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觉得我可疑吗？”

　　他笑笑，指着我戴的眼镜说：

　　“在北京最好别戴这种大变色镜。”

　　“这是近视镜啊！”我觉得真他妈冤枉，因为一副眼镜竟遭到警察怀疑。

　　他拿过我的眼镜戴上试了试，笑道：

　　“还真是近视镜。”

　　我非常想问他一句：“你们北京人不知道近视镜也有变色的吗？”但终究没敢。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天的形象也确实不够好：留着一头长发，戴着一副大变色镜，穿着一件劣质的仿制警用大衣和一双不知真伪的军用皮靴。而且那几天我们几个住在郊区一家工厂的一间工人宿舍里（这是一个远房亲戚给找的，我们因此节省了不少费用），吃不好睡不好，估计气色也好不了。警察应该是有理由怀疑我的。但不管怎么说，平白无故被一个警察盘问了一番，我心里十分不痛快。我是个相貌堂堂的男人，还从没给人当成坏人怀疑过呢。

　　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天的遭遇还算是好的。我碰上的是个正宗的警察，要是碰上联防队员，我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在联防队员眼里，外来人口就是“违法乱纪者”的代名词，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近年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打工仔的小说，接触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有的青年农民在北京打了三四年的工，都没敢到天安门去逛逛，生怕给联防队员逮住。就是证件齐全也怕。有时候联防队员撕毁你的暂住证，没收你的身份证，甚至辱骂、殴打你，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你是农民工，这就是最充足的理由。

　　我外甥的对象在北京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前不久他想去看看她。他一个在北京打过两年工的伙伴吓唬他说：

　　“你去吧，去了就得让警察逮住你，把你送到昌平筛沙子去！”

　　吓得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壮著胆子去了。所幸平安无事。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诗人徐江的文化批评文章。他的文笔犀利泼辣，很合我的胃口。但是他有一篇批评时下流行的臭歌的文章，有一句话让我很腻歪。这句话是：

　　“它（指《大花轿》）的作用就在于能把城里人培养成乡下人，把乡下人再培养成二流子……”

　　看看，就是听同一首没有品味的臭歌，乡下人也还是不如城里人。

　　 9、卫生纸和鱼 元旦前夕，一天晚上，李仿叶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幽幽地说：

　　“我病了。”

　　“感冒了吗？穿暖和点。”

　　“比感冒厉害……你明白了吗？”

　　我的脑袋“轰”的一响，像在耳边放了个炸药包一样，炸得我眼前一黑。老天爷！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按说不会呀，我每次都采取措施了呀。我媳妇就在一边看电视，我不能和李仿叶就这事谈论细节问题，只好含糊地对她说：

　　“这个我知道了，你先别急，咱们慢慢想办法，啊？”

　　放下电话，我对我媳妇说：

　　“一个朋友的稿子被编辑部退回来了，让我帮他想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你的稿子还经常被退回来哩！”

　　“我写了这么多年，经验总要多一点嘛。”

　　过了几天，我巧言瞒过媳妇，骑车去衡水市帮李仿叶“想办法”。我媳妇以为我去找朋友喝酒，叮嘱我说：

　　“你喝了酒骑车慢点啊！”

　　李仿叶穿了一件黑风衣（个子矮的人穿风衣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神情委顿，整个一个小怨妇的形象。

　　“我以为你来不了呢。”

　　“我怎么能不来呢？”我心说我又不是嫖客，脱下裤子就干，干完提上裤子就走，银货两清，概不找后账。我问她：

　　“你能确定是坏事了吗？”

　　“这我还能骗你吗？”

　　“按说不会呀，咱的防范措施做得不错呀。”

　　“是不是你买的那个有问题呀？”

　　“怎么会呢？我那是在正规药房买的好的呢。”我是在“红琪大药房”买的避孕套。这东西档次不一样，价格相差很多，最便宜的８块钱一盒，最贵的60块钱一盒。便宜的我嫌效果不好，影响情绪；档次高的又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60块钱一只，太昂贵了，要知道大烧鸡才6块钱１斤呢！所以我采取了个中庸之策，买的28块钱一盒的。这也算是挺不错的了。我嘀咕著说：

　　“这东西我用了10来年了，一次问题也没出过，怎么这回就出问题了呢？”

　　“你是不是怀疑我啊？”李仿叶听出我的话不对味，“你是不是怀疑我有别的男人？”

　　“不是不是，我就是感到太意外了。”我连忙否认。其实我心里还真有点怀疑。如今这年头，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别人拉了屎让我来擦屁股，那也不新鲜呀！

　　“你就是那个意思！”李仿叶说着哭了，“我就知道你得怀疑。前几天我自己买了药吃了，可是难受了几天也没打下来，这才告诉你的。”

　　“你别哭啊。”我心里有点烦。早知道这事这么麻烦，我才不干这个呢。这要让我媳妇知道了那还了得吗？我问她：

　　“你去医院检查过了吗？”

　　“我自己不敢去。”

　　“我陪你去吧，要是有了的话就顺便做了。你别害怕，就是几分钟的事，比吃药痛苦小。”

　　李仿叶怕去市里的医院碰上熟人，我骑车带她去了位于东郊的一家医院。已是中午，除急诊室外，其它科室的医生都下班了。我说和她去吃点东西，她说她吃不下，我们就谁也没吃饭，站在医院门外的停车场上等。她忽然问我：

　　“你爱我吗？”

　　“爱啊。”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句你爱我。”

　　“我……”我张了张嘴，这句话竟说不出口。我和我媳妇从认识到现在12年了，我还没对她说过这三个字呢，这能代表什么？我笑道：

　　“你怎么也这么俗啊？爱听这个。”

　　“我就要你说嘛！”

　　“我——爱——你——”我困难地说完这句话，又笑嘻嘻地补上一句，“就像老鼠爱大米。”

　　她满意地笑了。我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真是有点愚蠢，难道她真以为我会爱她吗？

　　看看上班时间到了，我们往回走。在医院门口的小摊上，我买了两卷卫生纸，说如果做手术用得上。她说你挺有经验的嘛，我说怎么说也是结婚10年的男人了嘛。

　　检查结果证实这纯粹是一场虚惊。她根本就没怀孕，只是例假晚来几天而已。李仿叶觉得自己逃过了一劫，非常高兴。我心里则有点恼火：搞什么搞！这么冷的天，这么远的路，让我骑车白跑一趟。还得跟我媳妇编瞎话。

　　“现在我觉得饿了，真想大吃一顿。”她说。

　　“下次吧。天快黑了，我得赶紧回去。下次我请你吃大烧鸡。”

　　和她分手后，我又去“红琪商厦”买了一只电动剃须刀。我原来那只坏了。

　　那两卷卫生纸，我让李仿叶拿回家去，她说她不敢，她怕她嫂子起疑心，好端端地买卫生纸干吗，家里又不是没有。她让我找地方扔掉，我舍不得扔，花了４块钱哪！我把它装在摩托后备箱里带回了家。

　　我跟我媳妇这样解释这两卷卫生纸的来历：“红琪商厦”正在搞促销活动，购物满50元钱可以凭发票参加一次抽奖，最高奖项是一台“海棠”双缸洗衣机。我买的这只剃须刀27块钱，正好又有一个男的也买了这样一只剃须刀，我们两个伙著抽了一次奖，得到四卷卫生纸的奖品，一个人分了两卷。

　　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我编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别说我媳妇了，说过一遍之后，连我自己都有点相信了。

　　我巧妙地骗过了我媳妇，后来我媳妇说：

　　“这个纸还挺不赖哩，挺有劲。”

　　 10、就这么样吧 我知道我和李仿叶的关系不会维持太久，因为我对她根本没有感情。当她要求我对她说“我爱你”时，我是那样感到难以启齿。我不是不懂得逢场作戏，不是不会用好听的话讨女人欢心，但是真让我对一个我不爱的女人说这三个字，我是那样感到为难。这样我就知道我还有救。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女人。结婚10年来，不管日子多苦多难，她都毫无怨言地和我一起撑著这个家。生我们女儿时，她因为难产差点死掉。我背着她干出这种事来，真他妈不是东西！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事暴露了，我媳妇要拿刀杀我的话，我一定不会反抗，我会引颈就戮。

　　我想和李仿叶干脆做个了断，不再玩这种危险的游戏。俺承认俺不如你们城里人会玩还不行吗？但是我们后来又见了两次面，又发生了两次肉体关系，我才知道她的年轻的肉体，对我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不是我想断就断得了的。

　　我们的关系大约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还是结束了。是因为我没去给她过生日。

　　本来我们说好了，她生日那天我去找她，用摩托车带她去衡水湖游玩。但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女儿突然呕吐、发烧，打了一夜吊针。第二天病情虽然控制住了，但我也不敢离开。我的宝贝女儿，还有什么比她更重要啊！我甚至不愿想像她可能会有什么意外。

　　过后我再打李仿叶的手机（我们都买手机了），她一看是我的电话就挂掉，根本不接。试了四五次都是这样。后来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她的回复是：

　　“你根本就不爱我，我们还是算了吧。”

　　操他妈的！就因为我没去给她过生日，这就说明我不爱她吗（虽然我确实是不爱她）？这是什么逻辑？这纯粹是城里人的逻辑！在乡下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女孩因为对像没给她过生日而断绝关系的。

　　后来我想就这样断了也好，对于这个游戏，我已经玩得有点厌了，倦了，累了。

　　那就这么样吧。

　　 11、情人节 文学院与我们这些聘任作家实行签约制，每两年一届。每次换届总要做些人员调整，淘汰一些创作成绩不太好的（当然也有自愿退出的），补充一些新人。这一次换届淘汰了7名作家，补充了10名新人。补充的新人中有一个来自秦皇岛的女作家，名叫江晓雁。此人年方28岁，五官平淡，毫无特点；身材似平板，一点曲线也没有。偏偏还爱化浓妆，弄得嘴唇鲜红，眼眶青青，活像电影《画皮》中那个现了原形的女鬼。她的身上还总带着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很像某种农药的气味。据说此女还是单身。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此人非常自恋，自我感觉极其好，总以美女自居，时不时作少女状，嘴里常常冒出“啊，晕倒！”这类前卫的话来，让人不由身上不起鸡皮疙瘩。

　　那天吃早饭，我们四人一桌，我和王铮坐一面，江晓雁和另一个来自张家口的女作家坐对面。吃着吃着江晓雁忽然一惊一乍地说：

　　“啊！快过情人节了！不知道到时有没有男士给我送花。”

　　“色艺双馨”的王铮马上说：

　　“我给你送吧，只要你不嫌我老。”

　　“成熟的男人更有味道。”我说。

　　“我都他妈熟过劲了！”王铮笑道，“你们说现在这么多洋节，真叫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闹不了，时不时就闹笑话。去年有一天，我给一个女朋友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人家说不行，今天得跟自己先生在一块儿。我说没关系，连你先生一块儿叫上吧，人多才热闹呢。人家说那不行，今天是情人节，得跟先生单独在一块儿。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这算不算一种文化侵略？”

　　“应该算吧。”我说。

　　“哎，刘GG（‘GG’即‘哥哥’的网上叫法），你过情人节给不给太太送花呀？”江晓雁嗲里嗲气地问我。

　　“不给。”这几年为了将农民的特征洗涤干净，我平常除了十分注意修饰仪表外，还长期练习并坚持讲普通话。我的普通话已讲得非常好了，他们都说很有点赵忠祥的味道。但是这时我却用标准的乡音土语回答江晓雁：

　　“俺们农民不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