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曾经在打工的岁月里遭遇过一次被“请”进收容遣送站的屈辱，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在厂门口被塞进了收容车 记得那是2002年7月，我在广东东莞市长安镇一家电子厂打工。那段时间因为厂里赶货，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每天总要干到深夜12点以后才能下班回宿舍休息。7月6日这天晚上，下班早了一点，才10点多我就回到宿舍，想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可才换下工装，就发现香皂和洗衣粉用完了，便抓了件短袖T恤穿上，去厂外的士多店去买。我和门卫混得很熟了，所以，没带厂牌就出了厂门。

　　在士多店买了香皂洗衣粉正要往回走，突然闻到了一股诱人的油香。我往前一看，发现不远处有几个夜宵摊在炒河粉。我的肚子被这香味一勾引，便很不争气地咕咕乱叫起来，双脚不听使唤地朝夜宵摊走去，想去要盘炒粉饱饱口福。也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得我的脚步迈进了人人谈之色变的“收容遣送站”，整整“受用”了100个小时。

　　从士多店到夜宵摊有100多米距离，中间要穿过一个路口。当时我贪吃心切，没有环顾四周有无险情，就径直往前走。谁料刚走到路口，就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和一名民警挡住了。我心中一激灵，知道他们是查“三无”的，下意识地一摸身上，发觉自己什么也没带。我立刻吓得血液凝固，想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可我才一转身，身后便传来一声断喝：“站住！站住！”

　　话音刚落，两名联防队员一个箭步冲到了我面前，阻断了我的去路，厉声问道：“有‘三证’吗？”

　　我心中叫苦不迭，但还是挤出笑容说：“有，有的。”联防队员反问道：“有‘三证’跑什么？拿来看看！”我用手指着我打工的工厂说：“我是那家电子厂的员工，出来买香皂和洗衣粉，‘三证’放在宿舍忘记带了。要不我去拿来……”

　　“不行，没带‘三证’，就是‘三无’人员。上车，送收容站！”不容我分辨，他们七手八脚，推推搡搡把我带上了装了铁门的收容车，砰地关上了门。

　　上车之后，我发觉车里已经关了五六个年轻人。我从没见过这阵势，吓得浑身发抖了。黑暗中，坐在我身边的难友可能觉出了我的紧张，安慰我说：“别害怕，明天打个电话，叫朋友带钱来赎吧。只要你乖巧听话，不和他们顶嘴，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听了他的话，我心中稍微安静了下来。不一会，车启动了，我摇摇晃晃地坐在黑咕隆咚的车厢里，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道他们把我往哪送。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心中反复祈祷著：上帝保佑我能平安完整地回来啊……

　　一个“三无”大学生的牢骚 不知行驶了多久，车停了下来，不一会，车门打开了。警察和联防队员命令我们下车。我跳下车，才发觉被带到了公安分局。警察把我带进审讯室做讯问笔录。

　　两名警察坐在我对面，一个问话，一个记录，两名联防队员站在我身边，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情况后，又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来这的？”我说：“已经来这年多了。”警察又问：“你为什么不办暂住证？”我说：“我办了，是厂里统一办的，放在宿舍里忘了带在身上。要不你们打个电话到厂里问问……”讯问人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说：“没带‘三证’就是没有‘三证’！在笔录上签个字吧！”

　　我本来还想分辨几句，但想起在车上那个难友的劝告，见对方已经不耐烦了，站在我身边的联防队员已经用本地方土语骂骂咧咧，捏紧了拳头。我害怕了，怕他把分辩当成顶嘴没好果子吃，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态，乖乖地在笔录上签了字印上红手印，连笔录上的字也不敢多看一眼。

　　做完笔录之后，我被带进了一间小房间，带我进来的联防队员令我坐到一把长条椅上，然后掏出手铐，把我的右手铐到椅子上，交待道：“放老实点，如果你敢捣蛋我就敢收拾你！”说完出了门，砰地一声把门反锁了。

　　联防队员走了，我才战战兢兢地抬眼打量四周。房间不大，在我身边已经坐了3个和我一样被铐著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脸色白皙，书生味挺浓的年轻人嘴角有血迹，他情绪激动。他身边的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子在安慰他，劝他千万要忍耐，等明天进了收容站，就打电话叫亲友来赎人，破财消灾算了。年轻书生却愤愤不平地说，他是个大学毕业生，来长安镇求职，住在朋友处，工作还没着落，所以就没办暂住证。谁料今晚一不当心就被抓了进来，因为与他们争论了几句，便遭了一顿“修理”。他火气还挺大，粗著嗓门说：“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什么不能自由行动？自己带了身份证，怎么可以说是‘三无’人员呢？谁给他们随便抓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跟他们分辩几句，还动手打人，这样做是侵犯人权，践踏公民尊严！我出去后非告他们不可！”

　　劝他的男子说道：“别那么天真了，你的道理是说得通，可行得通么？站在矮屋下，不得不低头。在这个地方，你一个连工作也没有的穷光蛋，刀把抓在人家手里，你告谁去？谁给你主持公道？就算法院受理你的官司，你空着肚子去打官司？还是现实点，该忍的就忍着点，争取早点赎出去。”

　　年轻书生还是固执地说：“我不叫人来赎看他们能把我吃了？”劝他的男子笑了，说：“老弟，认命吧，我可是第二次进这地方了。你不叫人来赎你，人家才不着急呢。他们不会吃你，也不会杀你，把你送到劳教所干一年半载苦力，等你创造出了一定的价值，再遣送你回乡，你干吗？”

　　听他这么一说，年轻书生不吭声了。我听得心惊胆战，心里说，我绝不去劳教所……

　　房间空气很闷、很热，不一会，我就浑身淌汗了。我已极度疲劳了，可浑身不舒服，情绪又紧张，加上可恶的蚊子在身边嗡嗡怪叫，伺机进攻，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一直睁著双眼熬到天亮……

　　获保之前被卖了“猪仔” 大约凌晨6点左右，门开了，一个联防队员把我们带出门，又让我们坐到了一辆收容车上，行驶了近4个小时才停下来。下车时，押车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樟木头收容遣送站，下车吧。下车之后，把我们带进收容站办理收容手续。工作人员先填了一个表，填好之后，把我们的腰带、鞋子和一切金属类的东西全部搜出来，登记保管，可能是怕我们想不开，会用这些玩艺自杀，看来他们还是挺关心我们的生命安全的。

　　办完手续，押送我们的联防队员就走了，收容站工作人员把我们带进了收容室。收容室与拘留室差不多，四周墙壁的窗户开得很高，很小，而且还装有10多毫米的钢筋窗条，如果没有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们的盖世武功，想从这里逃出去，简直是痴心妄想。我本来就没有逃跑的打算，只好光着脚，靠着墙壁坐到了地板上。室内光线很暗，过了好一会，我的眼睛才慢慢适应环境，终于能看清周遭物体了。室里关了10来个情形和我差不多的人。个个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我想，他们把我送到樟木头不是多余的事吗？要钱赎人，让我在长安镇时给厂里打个电话，叫人送来不就得了。过了一会，大家都有些熟悉了，我才向他们讨教这个问题。有经验者告诉我说，如果在长安镇打电话给厂里，厂里是不会交钱的，弄不好老板还会找他们的麻烦。别看抓我们的人对我们这些打工者凶巴巴的，可见了那些财大气粗的老板们，凡事都要让三分。只有送到了收容站，“三无人员”的身份便铁定了，要赎金保人也天经地义了。

　　我听罢恍然大悟，心想，真的是，这收容遣送确实煞费了苦心！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们个个饿得肠子贴背脊了，收容站工作人员才送饭来。每人一个小盒饭，大约有二两多米饭，一小把青菜，还有一桶撒了几片葱花的盐汤不定量，各取所需。我才用了不到10口，就把饭菜消灭了，还没填满肚子的一个角。只好喝了两大盒盐汤才把肚皮撑满。

　　上午相对凉快，还不觉得怎样难受，待到吃了午饭后，就难熬起来了。室内空气闷热，像个蒸笼，刚喝下的盐汤变成了泉水从毛细孔汩汩而出，不一会，头发、衣裤全湿透了。屋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难闻汗酸臭。我觉得，若在这屋子里呆上十天半月的，不变成木乃伊才怪呢。

　　下午5点多，又吃了和中午一样的饭菜盐汤，一天两顿，就是我们的全天伙食了。渐渐地天暗下来，我们在汗臭、悲叹、蚊虫的包围下，一分一秒地挺著，盼著有人来赎我们。坐在屋子里无聊烦躁，大伙便自报家门，相互做自我介绍，讲自己是如何被弄进来的，还讲一些黄色段子，苦中作乐打发时光……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我们被一个一个地轮流叫出“号子”，去电话厅打电话。收容站工作人员叫我们把电话号码写上，由他们拨号，如果拨通了，只许说半分钟话，没拨通呢，也只能在电话室呆3分钟。糟糕的是，我天生对数字缺乏敏感，老是记不住电话号码。

　　本来，我在广东的熟人就没几个，但此刻又没带通讯录，就只记得厂里车间办公室和在广州一家小报做记者的表哥的电话号码。我叫工作人员先拨厂里的电话，可一连拨了两次，都占线。接下来又拨表哥的号码。电话是拨通了，可接电话的是表哥的同事，说表哥采访去了，叫我打他的手机。我急了，不顾对方是否挂了电话，一个劲地吼道：“求你打他的手机告诉他，我是他表弟阿阳，被抓进樟木头收容站了，要他带足钱马上来救我。求求你了，先生……

　　“行了，行了，下一个！”守在一边的收容站工作人员一把夺下我的话筒，喝道，“回去。下一个，下一个！”

　　打了电话，我带着绝望和希望参半的心情回到“蒸笼”里，希望表哥能奇迹般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往日，因为层次不同，我和表哥不大来往，我也讨厌他的清高，总爱教训人的神态。可此刻，他却成了我黑夜里的月亮，我的上帝，我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了。可是，等到吃了午饭，还不见表哥的踪影。我的心开始焦急起来。不幸的是，这时又出了一个意外插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收容所管理人员又一次把我带上收容车，要送我去新会市收容遣送站。

　　一上车，我的心凉透了，绝望地想：完了，如果表哥找不到我，我可真的要被送劳教所了……

　　记者表哥的无奈忠告 新会收容站的情况与樟木头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我的衣裤因一连两天没换洗，已经发臭了。加上心情更加焦躁晦暗，我觉得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正在向下沉去。

　　到达新会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吃了只消几口就可消灭的饭菜，灌上一肚子盐汤，不知不觉难熬的长夜又降临了。这一夜，我实在太疲倦了，不知不觉地躺在地板上昏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坐了一会，又被叫出去打电话。这次厂里的电话虽然打通了，可接电话的同事说，这些日子赶货任务紧，连撒尿也不让请假，叫我另请人来赎人，他可以给我向主管请假，争取回厂之后不被除名。我只好又打表哥的电话，而打通表哥的电话时，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已经乘车去樟木头赎我去了。我一听这消息，差点急昏过去，真是阴差阳错……

　　就这样，又熬过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多了，收容站工作人员打开门叫道：“126号阿阳出来！”我条件反射般地从地上一弹而起，冲到门口问：“什么事？是不是又要送我走？能让我再等一天吗？我表哥……”工作人员见我这么紧张，没好气地说：“你想在这呆下去，我还怕难侍候你呢。不是送你走，是有人保你来了。”

　　啊，真是喜从天降，我马上随收容站工作人员出了“蒸笼”，因为过度饥饿，又加上在闷热昏暗的屋子里呆久了不适应屋外的强烈的阳光，一出门，就感到一阵晕眩，差点栽倒在地。但我还是极力稳住自己，步履踉跄著，疾步向门口走去。果然，表哥一脸凝重地站在收容所的门口，等我出来。收容所工作人员把进站时搜走的腰带类的物什退还给我。我半刻也不敢停留，屁滚尿流地逃出了收容站大门。从抓进去到此刻出来，已被关了整整100个小时。

　　表哥见我这副狼狈相，在门口叫了两辆摩的，先到一间服装店，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让我找了间公厕，冲洗了头发和身子，换上新衣服，又带我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表哥点了几个好菜，他自己喝着啤酒，很少动筷，看着我狼吞虎咽。我边吃边向表哥诉说这几天的遭遇，无比激愤地说：“表哥，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们做记者的为什么不写文章把他们曝光呢？”

　　表哥的神态马上凝重起来，我心中一惊，以为他又要教训我了，便准备挨训。可是，他没教训我，而是告诉我，这类的文章他们写得多了，可是没用。人家没有“修理”你算你万幸了。有些人挨抓了顶嘴，他们把挨抓者的证件撕毁再弄进去的事也常有发生。就连他这个做记者的，出门也不敢大意，时时把证件带在身上，怕一不当心就被抓进去。说到最后，他无奈地叹了口长气，眼里闪出了泪花。动情地说：“你受苦了，我看这事就到此为止，还是算了吧。谁叫我们生在穷地方，要出来打工谋生呢！多吃点菜，你一定饿坏了吧？吃饱了马上回长安，千万别把那份工作丢了，丢了工作可真的就变成‘盲流’了。出门在外，万事不由己啊，凡事要多个心眼，不可大意，要学会自己关照自己。”

　　我听得鼻子酸酸的直掉泪，没想到一向喜欢教训我的表哥，在这危难时刻却这么关心我，这份亲情真是血浓于水啊！要知道，他昨天下午赶到樟木头，从收容站查询，得知我被送新会了，连夜赶回广州，今天又赶来新会来赎我。如若没有表哥，我真不知道后果会怎样！我不再吭声了，心想表哥也这么说，那么我就只有认命了……

　　幸好，回厂之后，厂里念我情况特殊，没给我这几天当旷工处理，工作总算保住了。但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每走一步都把心悬著，一出门铁定要随身带上“三证”，以防万一。一个人犯一次错误可以谅解，犯第二次挨惩罚就是活该了。既然外出谋生万般艰难，一切不由自己作主，那么，就让我永远铭记表哥那句话吧，学会自己关照自己……

　　本期与法同行栏目推出律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点评，敬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