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多少带有另类色彩的故事，一个平凡的女人怎样走出平凡，活出精彩。她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明，在这个开放的多元社会里，机遇无时无处不在，关键是你自己要有所准备。 在北京经朋友引荐，在双榆树一套跃层家居里，我和年纪已27岁的林渝女士（化名）见面，听她倾吐了自己做“网球陪练”的曲折经历。
以通行的商品经济价值标准衡量，她是成功的。她陪练的出场费是每小时300元，每天只在晚上出场3个小时。她已经拥有了200多位老主顾，还有人想成为她的“主顾”，所以，找她陪练必须提前预约。
她的成功之路别有一番故事——
（以下根据访谈录音整理）
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不是和任何人赌气，也不是和自己的命运赌气，我只是觉得自己想当妈妈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我是成都人，12岁小学毕业后，就被选送到业余体校去练习打网球。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体育特长，不过我的父母都是体育教师，在成都体育界的朋友多，他们希望我能借助他们的帮助在今后就业方面顺利安稳一些。果然，在我刚读高二，网球打得也渐入佳境时，父母百般努力，我跨进了体育师范学校的大门。本来，父母和我都不存在做什么“体育明星”的奢望，这时我的人生之路已经基本铺平了，安安稳稳读到毕业，安安稳稳到学校去做个总是处于人才“缺口”状态的体育教师。
可是，就在我即将毕业，而且一所中学已决定接受我去当体育教师的那个春天，也就是1997年的春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毫无前兆地已经怀孕到了5个月。
请原谅，我不愿意说出谁是孩子的父亲。从我被确诊自己怀孕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不说出他是谁。我讨厌有的女人明明是两个人一起偷吃禁果，到时候却要把道德的脏水全泼到男人的头上。当然，我更讨厌那种不敢承担责任的男人。当时，父母知道这个秘密已是我怀孕第7个月了。他们知道已经没有办法拦阻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发疯地逼我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坚决不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他的事业不允许他随便谈恋爱，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已经平静明确地分手了。他正在国外做着很有前途的工作。说句心里话，如果早些发现怀孕，我会悄悄人工流产。而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不是和任何人赌气，也不是和自己的命运赌气，我只是觉得自己想当妈妈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离分娩一天天近了。我却和父母越来越赌气。他们张罗着想让我生孩子的事情隐蔽再隐蔽，张罗着想把孩子送人，张罗著把我送到达川姑母家附近的一处疗养院，临产时再送到产院，生下孩子在那里就送人，然后我再回成都，一切都想做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
虽然现在我已经深深理解了他们这是用宽容、忍耐和痛苦来爱护我，但我当时却烦透了。我认为我有了这个孩子和为了这个孩子做单亲妈妈并不是罪过，我们都应该和别人一样分享阳光。我不愿意自己生孩子的过程就像十恶不赦的罪犯在阴暗中进行犯罪，我更没想过要把孩子送给什么陌生人，自此天隔一方，永不相见……结果，我和父母闹翻了，我不顾一切地跑到了宜宾，在一个要好同学的照料下，我顺利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儿。
父母闻讯以后，什么也不再说，生孩子20多天后，把我接回了家。
不用说，安排就业的事情泡汤了，我连正式的毕业证也没拿到。这时，已经临近国庆了，街头和电视里的热闹，更逼出了家里那股已经渗透得很深的沉闷、压抑和愁苦。
父母又试探著提出想把孩子送人。
这时，其实我自己也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中。我可以做一个单亲妈妈，但我必须有能力把孩子抚育成人。我有什么能力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当初的自我设计太单一太狭窄了，而沿着设计之路走得也太顺利太稳定了，当迫于生活必须改变这个设计时，才发现自己百无一能。
就在1997年的国庆之夜，趁着节日的礼花带来些许轻松，我和父母谈了自己半年多以来的所思所想。我仍然没有吐露孩子父亲的真实情况，他当然有对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此时，向他提出孩子问题等于毁掉他。何况，他当初并不想伤害我，我们是为当时炽烈真诚的爱而惹了麻烦，怀孕纯属意外。我们是在互相充分谅解下分手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和强迫。我维护他，其实也是维护我自己的人格尊严。因此，我首当其冲的选择不是去追求他什么，而是要改变自己……
我求父母谅解我，帮助我。
国庆节后，我就开始为求职奔走。
走进那些人头攒动的招聘市场，我更感到我太缺乏求职竞争的准备了，没有学历，没有够用的文化，没有专门技能，也没有接人待物的训练……我的求职要求在一步步退缩，最后应聘为一家医院的洗衣工。虽然洗衣是用进口的设备，但每天几百张病床几百个病人几百个医生护士的床单被罩衣服一车车推来，我们只有一男两女，洗晾洗晾，一一叠好，几乎没有一刻喘息……我坚持了小半年，终于辞职。我不是怕累，而是受不住那些医生护士的挑剔。至今，在我的心目中，待人最冷傲的就是医生护士，他们整天被病人求着敬著，整天见的都是一张张苦脸，使得他们也被传染成了一副总是冷冰冰的面孔。
怎样才能在这分工明细的星级大饭店发挥我的特长呢？机遇有时来得特别偶然。 我又一次求职时，孩子的父亲临时回国公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情况。他给我打来电话，想和我见面。他说，他应该为孩子付出责任。我问，我们有结婚的可能吗？你的职业允许你养起一个违纪恋爱又未婚先育的孩子吗？……他沉默了。我说，不要见面吧。虽然我和你不可能做夫妻，到适当的时候，我不会不让你认女儿。他哭了，他说你对我这么失望吗？我说，我不喜欢你的职业也不喜欢热爱这个职业的男人的气质，就像我不喜欢当医生的男人一样。他的善解人意达到了敏感的程度，他说，他一个大男人，而且是肩负着平息世界风云激变重大责任的大男人，却让我一个女人保护着，实在是惭愧。他问，你能扛多久？我说，扛到永远，没有什么能阻拦我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可是，他的话却在我脑袋里盘旋不去：你能扛多久？你能扛多久？……
确实，我能扛多久呢？就这样颠沛著求职，就这样凑合着挣钱，我真能扛到永远吗？
这时，我又到一家星级宾馆作了洗衣工。
无意间，我发现了楼顶的网球场。那怦怦的击球声让我感到那么亲切，又那么辛酸。我和那生机勃勃的运动装，和那矫健优美的奔跑跳跃，和那一记记击球声的激动“永别”了。此刻，苍白、疲惫、洗衣的噪声和洗洁剂的蒸熏，使我几乎完全麻木了在运动场上曾经的活泼、生动和健美，在第一次看人家客人打球时，我不禁泪流满面。
注意到了，才有发现。到这里打网球的都是有足够的钱支付昂贵的收费，但他们的打球技术实在差劲。有时，来的是没有对手的单独一个人，他们会招呼愿意和他打球的人作对手，由他付费。有的男士会带来女伴，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位女伴不会打球，用心只是陪伴。
网球场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我哪怕多爬一层楼，也总设法到那里看上一眼。一个念头在怦怦的击球声中朦胧出现了：我可以不做运动员，不做体育教师，但在这种商业化的运动消费场所，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特长和技能找到谋生的出路呢？比如，陪客人有偿练球？
可是，星级的饭店管理严格，等级森严。我这个洗衣工恐怕是最底层的员工了，我怎样才能在这分工明细的星级大饭店发挥我的特长呢？我只能把自己的念头闷在心里。
机遇有时来得特别偶然。
饭店里有一家法国公司包房办公，首席代表是个法国中年人，他每天清晨都打网球健身，没有陪练，就拉上饭店的服务员或保安。
1998年4月的四川酒业交易会，饭店的客人特别多，流动性也特别大，洗衣房临时加人分夜日两班工作。我分在夜班，下班时正在凌晨，路过网球场，临见这个法国人正一个人打球。我看了一会儿，他发现我，竟笑嘻嘻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小姐，有兴趣运动运动吗？”
我说：“对不起，我是这里的员工。”
他说：“员工就妨碍运动吗？没关系。你们上司不会怪罪的，我是资深客人。”
听他这样说，我想，索性陪他打一局。
一局下来，他吃惊了，问我的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我简单告诉他我的打球经历。我也告诉他，我是这里的洗衣女工。
天地良心，我绝对是在无意中才对自己做洗衣女工说出了“生活所迫”这句话。岂料，他听懂了，问为什么会被生活所迫？我只得说，我是个单亲妈妈。他想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如果不介意，可以每天来陪我晨练吗？”我说，最好能得到经理的允许。
当日，我又去上夜班，公关部经理却在等我。那个盛气凌人的我们的同胞是一位先生。他板着脸交给我一个装了200元人民币的信封。他冷冰冰的指责我将了饭店一军。作为星级饭店，应该满足客人的合理要求但饭店铁的纪律不允许员工和客人进行私下营利性活动。他用讥讽的口吻还说，饭店也不打算为客人提供“陪”字头服务项目。他说：“何去何从，自己考虑吧。”
打了一个小时球就给了200元，而在闷热、潮湿、嘈杂的洗衣房干满8个小时，不过是15元外加一顿工作餐，两者的反差用不着怎么去比较。而两者的差距不正是我没有发挥的特长和价值吗？当然，我听出他说的“陪”字头是什么意思，但陪练打球和那些“陪”可以相提并论吗？我请他把话说清楚。他说，很清楚，若继续陪那个法国人打球，必须辞职。我问，我若辞职你就不干涉了吗？他说，当然，你作为客人聘用的私人陪练，也是饭店的客人。只要不做违法的事，饭店只能给我以和其他客人平等的尊重和服务，不会有所干涉。我真有些生气了，问什么叫违法的事？他半天没说话，突然脸上浮起一种冷冷地笑，说：“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他听我决定辞职，放缓了态度，叮嘱我不要多说饭店的坏话，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我说，我真没有那份搅和是非的闲心。随后，我打电话和那个法国人约定了陪他晨练的时间，他主动承诺，每陪他一个小时，付我200元人民币。
我很兴奋，几乎一夜没睡。凌晨，从镜子里看到重新穿起了一身色彩充满活力的运动装的自己，我觉得从心里油然重生了对自己的信心。
离开家，到北京去，以一个北京的陌生人身份重新开始 由这个法国人介绍，不久我又有了几位晚上练球的客户。我决定以此开辟自己的事业，我开始琢磨怎么把球打得优美精到，我想到这种打球不是做运动员要争个输赢，所以，如何在形象举止上让客户除去运动还能赏心悦目。我开始不断设计和练习舞蹈式的打球动作，我也开始拼命地学习外语。
岂料，难以抵挡的阻力竟由父母横亘在我的面前。一个做“陪”字头职业的女人，而且总是在老百姓认为应该睡觉的“深夜”陪那些有钱的中外男人进出星级饭店、高档俱乐部，引得周围的人往他们耳朵里灌满了种种不堪的风言风语。他们难以承受了。在1998年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陪一位客户打完球他又请我喝咖啡聊天，回家已经过了子夜。父亲怒气冲冲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不立即停止做陪练，重找一个“正当”职业；要不就抱孩子离开家门，他说他的老脸再丢不起了。
这晚，爆发了我们父女几十年的唯一一次大吵。他不听我的任何解释，竟然武断地说这种事情永永远远都不会说清楚，越说越不清白。说着，他竟老泪纵横，哽咽失声。
难道只能在忍受中活着吗？为什么？我心里的难过压倒了气愤。我一夜没有合眼，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家，离开成都，到北京去，以一个北京的陌生人身份重新开始。
第二天，我把想法说给了那个法国人。因为，他曾请我和他从北京来的朋友、客户一起打过球。他说，他愿意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我又给原学校的一位去北京发展的教师打电话。他也认为到北京发展是明智之举。他愿意帮我租便宜的住房和找带孩子的人家。他也提醒我，每月必须挣够3000元，否则不会有积蓄。
1998年的“中秋节”，就在沉闷的节日餐桌上，我垂泪向父母赔罪，并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虎毒不食子”，父母又一次表现出对我骨肉连心的疼爱，他们让我把孩子留给他们照料，愿意我离开家乡这个是非之地做一番闯荡。
开始，我住在海淀黄庄一个月租金300元，只有8平方米，没有任何家用设施的地下室。两个月后，我以月租千元租下了一套一居室民居。因为，我的陪练业务大为起色，北京是一个比成都更给这个职业以机会发展的地方。外国人多，高级社交场所多，高级运动时尚更流行，而我不只球技出色，我比那些职业运动员更懂得什么叫做服务，我不是要把对手打败，我要让他感到打球是一种表演，我要教他学会打球，还要和他交流，还要动脑子把球打出更多的花样，让他充分感到在游戏，在玩……
我开始有了名气，不断有人邀请我为他们做陪练，有的外国驻华机构如使馆、商社要搞业余网球赛，也要我充当他们的赛手。
当然，最初那位饭店公关经理的话是有道理的，一个女人做“陪”字头职业，要保护自己的清白之身就要付出更多的自律和智慧。
首先，就是不要见钱眼开。我觉得这是最基础也是最牢固的心理防线。花花绿绿的美金、法郎就摆在我面前，但我只限于陪他们打球议定的酬金；大餐、跳舞、鲜花、也摆在我面前，但我只限于打完球陪他们喝一杯咖啡聊一聊天，其他的东西一律拒绝。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好处，我可以拒绝那些本不属于我的种种社交应酬，只做一个网球陪练的事，只赚陪他们打球的钱。其实，不要把男人都当成色鬼，大多的男人和女人接触，尤其是那些有身份的男人，只要你注意不要表现出对他的地位、金钱等等过分热情的羡慕，他们也会对你表示出一份尊重。何况，我的客户都不是有几个钱就找不到北的痞子，他们纵然找女人，也找那些用自己的女人身份愿意和他们做交易的女人，他们有钱，他们愿意用钱买断任何可能的麻烦。他们对不会上钩的女人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为了避免可能的骚扰纠缠，我在2000年还是凑钱买了一部捷达轿车，白天自己开，晚上特意请了一位北京的中年司机鲁师傅。我请司机，是为了让他在适当时间去提醒被客户留住聊天的我又该去陪另外的客人练球了，省得有人挽留纠缠。
说到买轿车，该说几句孩子的父亲。他在2000年回国时千方百计找到我，他不是要重续旧情，也不是要认女儿。他已经升职，做了职业外交官，也有了各方面都适合的女友。他说，让我接受他的5万美元，否则他的内心一生都不会安宁。我说，可以，这笔钱留着给女儿买房。结果，我先“挪用”一部分买下了那辆轿车。
现在，我首付50％房款已经买下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母亲带着孩子和我在一起生活。父亲住过一段时间，非要回去守着儿子。由他吧。
现在，有人愿意投资为我办一个网球馆。有关的细节还在商量中。不过，我有信心，在30岁左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球馆，用自己的努力彻底摘下头上的“陪”字头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