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王十月 嘉宾：曾薷秀 我做编辑时，我不止一次对来送稿的作者朋友说，要写好小说，先找一份好的工作，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再说，文学不能当饭吃。但是这话我无法对曾薷秀说，因为他是我所知的第二代打工人里最有文学天分，而且也最可能提升打工文学的几个写作者之一。无论是读他的小说，还是他偶尔为之的诗歌，我都会感到汗颜。我会觉得生活对我真的是很慷慨的，于是也会感到不安，为自己没能写出好的作品。曾薷秀的生活目前过得有些紧张，他和大多数打工文学作者一样，面临着被市场改写的危险。可喜的是他很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努力拒绝市场的改写。在改写与反改写中，焦渴地写作…… —十月抛砖 对谈录： 都是小说惹的祸

　　 王：这些年你在《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小说。我不止一次收到读者的来信，先是拐弯抹角说一大堆曾薷秀的小说怎么样怎么样，到了结尾时话锋一转，此女子何方人氏？是否婚配！这次大家看到了你的照片，哈！TMD曾薷秀原来是个大老爷们，相信会让不少读者大跌眼镜哟！ 曾：没办法，爹妈给取了个女性化的名字，我也经常能收到一些类似的来信。 王：你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你初来深圳时，因为这个名字而意外找到了一份工作。 曾：是的，那时我在深圳沙井，刚来不久，没有找到工作，一次为了一点小事进了治安队。队长用白话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故意用普通话说我叫曾薷秀。队长说，说清楚一点，曾什么秀。我说曾薷秀。队长扔给我一支记号笔，说你把名字写下来。我就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我的名字。队长说，曾需？秀！这么怪的名字。字写得不错嘛。我故意大声说，小说都会写，写个字算什么。队长说，会不会写宣传报道？我说当然会写。宣传报道小菜一碟啦！治安队长说我们正要招一个写宣传报道的人，你想不想到我们这里做呀？我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了，我说那我求之不得。 王：你就这样进了治安队了？可是当时，在广大打工者的心目中，治安员的形象可不是太好哟！我们的打工文学中，治安队员总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的。 曾：呵呵！治安队伍中确实有一些害群之马，说老实话我当时也不喜欢治安仔，但是找份工作不容易，治安队的生活比较闲，我也有时间写小说。再说了，大多数治安员还是好的，不能说个别治安仔坏就把大家都说成了坏人。 王：但是多年以后你在写文章回忆这段生活时，还是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评价——声名狼藉的日子。你真正的小说创作，也是从治安队时开始的。那时你在《佛山文艺》上一连发了好几篇作品，像《饿倒街头》、《自然死亡》、《守望真诚》等。很多都是与治安员的生活有关的，而且有两个小说都是发在头条。 曾：是的，当时张柠在点评我的《饿倒街头》时就认为这个小说传达人物细微的心理很到位。不过他说他不喜欢这个名字。 王：听说后来因为写了那个《自然死亡》惹了祸，被治安队扫地出门。 曾：那个小说确实是有些影射的。当时在治安队有一个治安仔，他是有后台的，很嚣张，是那种害群之马。有一个女孩子，从北方来的，没有找到工作，给他查证时查到了，他就把那个女孩子搞了。我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写了《自然死亡》，这个小说发在了《佛山文艺》上，我们队长看到了，就炒了我的鱿鱼。 王：怎么会这样呢？ 曾：本来我们队长也没有看到这个小说的。队长没什么文化，不会去看文学刊物。当时是另外一个工厂里的主管，他跟队长很熟的。他看了这篇文章，那天晚上就拿给我们队长看，说，我觉得这个小说写的就是你们。我在这个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工厂的名字就是这个工业区的。我们队长越看越火，说，他妈的马上把曾薷秀给我叫过来。那时队长对我其实还是不错的。一般晚上叫我都是出去吃宵夜。我还以为队长叫我去吃宵夜呢。兴匆匆地跑过去，说队长叫我回来是不是有宵夜吃！队长将那本《佛山文艺》摔到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咬着牙说，你这个反骨仔！你看看你写的什么鬼东西。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 王：你没有同他解释一下，这是小说，不是生活的真实？ 曾：怎么解释，他没读过多少书，认定了你在诋毁他们。我说反正小说我也写了，人家也登出来了，队长你看着办吧。队长说怎么办？我真的想打死你。我当时还是很怕的，他一个大老粗，他真敢打的。他说看在我们过去还不错的分上，你明天就卷东西走人，以后不要在新桥这个地方出现，出现一次打一次。我当时对南方真的有点失望了。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写了篇文章就被炒了鱿鱼，于是回家，在家乡当老师，教了一学期的书。

　　 拉客仔曾薷秀的幸福生活

　　 王：在今年的《打工族》上，有你的一篇小说《搭客仔马林的仇恨》，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说。《打工族》限于篇幅，发出来的是一个删节后的版本。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小说成为一个优秀的打工小说。这个小说中，你写了一群摩托车拉客仔的艰辛生活，也写了拉客仔之间的相互倾轧。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你不动声色地写了一个为了不被治安队抓，而不惜牺牲自己恋人贞操的拉客仔马林。马林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他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卑劣龌龊的一面，这个人物是立体的。马林的愤怒也就有了很深层的社会根由了。 曾：我的小说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我熟悉的生活。我曾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摩托拉客仔。我太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你知道，摩托拉客是非法营运的，他给城市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有统计说在深圳发生的十桩车祸八桩与摩托车有关。可是拉客仔的存在，也有他的必然性。这个问题我们不探讨。说说拉客仔吧，在外乡讨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治安队抓、派出所抓、交管所抓，连城管也要抓。拉客仔也是很可怜的，治安队来了就跑，跑慢了，一棍子打过来，有你受的，还要罚款，摩托车也会被没收。 王：你有没有被打过？ 曾：我没有被打过，我是比较机灵的那种，时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过这些拉客仔可怜也可恨，一方面政府将他们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一方面，他们之间，就像《搭客仔马林的仇恨》中写的那样，又相互倾轧，拉帮结派，经常为了争地盘打架。他们本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可是他们又时时不忘欺侮一下比他们更弱势的打工者，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斩你。本来到一个地方很近，他收你十几块，拉你转一个大圈。所以人性的复杂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王：这也给了你文学创作丰富的素材。你在做摩托拉客时并没有放弃你的文学创作，反而，这一时期你的作品出来的还多了，而且质量都有一定的保证。这一时期，你的作品对底层的打工者都寄予深切的同情，也为打工文学创作了众多与众不同的人物。 我还记得那时我去过你住的地方。我真不敢相信，你的那些小说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一间小小的房子，放一张床，挤一张桌子，就再也没有空余的地方了。

　　 曾：这还算好的了。我还在树林里住过，你是无法想像那是什么样的环境。就是用木棍子扎起来的房子，上面盖了一张油布。家里不能放一点值钱的东西，那门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从外面一抠就开。那蚊子多得无法形容！ 王：你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小说的？ 曾：所以我很反感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吹着冷气嘲笑打工文学太苦难、不够精细的批评家们。他们远离了这个社会的底层，他们看不到底层的苦难。我相信很多打工文学作者和我一样，写小说并不是为了混一顶打工作家的草帽，完全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我感觉就是这样，当生活中你的物质生活已相当贫乏的时候，如果你再没有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来支撑，那人活得还有什么劲？ 王：可我感觉你那时活得还挺带劲的。 曾：那是因为有了文学。如果没有文学，也许我会发疯，也许我会变成一个和其他拉客仔一样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生活苦中有乐，也是蛮幸福的。打工人嘛，对幸福的要求不高。

　　 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

　　 王：2003年，你开始了短暂的编辑生涯。你认为编辑生活对你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大吗？ 曾：应该说做编辑以前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是一种下意识的写作。做了编辑以后，看待打工文学的角度不同了，这时我开始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起来。我觉得我们的打工文学在表达的方式上存在着局限性。其实打工生活进入文学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我对打工、对人生的思考。同样的苦难，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写作苦难呢？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写了一批试验之作。 王：前不久你写了一个点评《有了痛感我就喊》，其中的观点和后来《痛并快乐着的第二代打工族》中提出的快乐打工文学不谋而合。但是问题随之也来了，当你的小说从苦难中抽身而退时，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小说中最本质、最朴素的那种底层原生态的生活也在渐渐消逝。 曾：也许吧。但是我们的打工文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模式，要突破就要有所创新，当然探索肯定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也有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如果不去探索，打工文学就只能停留在现状，甚至倒退。 王：我们不谈这些深奥的问题吧。读者不喜欢我们在这里空谈文学，他们吃了母鸡下的蛋，觉得好吃，还有更浓厚的兴趣想了解那只下蛋的母鸡。你现在就是那么一只鸡。说说你现在的生活吧！ 曾：哈！我又变成鸡了。我就怕他们看到这只母鸡以后再也没有胃口吃我下的蛋了。 王：不会这么惨吧。你还是很英俊潇洒的嘛。 曾：说笑了。我现在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王：自由撰稿的感觉怎么样？ 曾：不怎么样，还没有找到感觉。我是个做事比较慢热的人。没有做之前以为自由撰稿人很风光，自己一做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自由撰稿人看起来很自由的，不用上下班，也没人管你，可是在写作上却失去了自由，一方面要写那些所谓的纪实稿来赚钱，一方面又想写小说。我不太适合写那些纪实的东西，觉得很痛苦。 王：而且会伤害你的文学创作。 曾：是的。因为自由撰稿要适应市场，无形中就有了一个框框在那里。你必须按照编辑的意图来写作，如果你不写小说，做一个纯粹的写手那是没关系的，可是你再想写小说，是有很坏的影响的。 王：我们以前曾讨论过，认为打工文学正在被市场改写。你现在就面临着被改写的危险。而对于你这样一个有文学潜质，而且也很清醒的打工文学写作者来说，也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曾：这绝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一点我很清楚。对写小说也有伤害。首先是时间就不太够，写一个小说从构思到完成到修改，是一个很费时间的事。那种倚马千言的人是天才。另一个问题，写那种东西写多了，写小说时你的思维、你的语言不由自主会受那些东西的影响。现在最困扰我的就是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生活对写作是非常重要的。 王：那你现在怎样平衡你的自由撰稿和你的文学创作呢？ 曾：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平衡，我也很迷惘、很焦渴。前不久和林坚一起喝酒，都说林坚测字有点神，于是我写了个字让他测。我写了一个常字。我想的是平常心的常嘛。林坚说，常字上面是个学字头，说明你现在处于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学习之中。下面是一个吊字，说明你现在心神不定，又想这样又想那样，吊起来的。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点准的。有时心里有一个很好的小说构思了，准备动手来写，老婆一句话，说家里要寄钱了，想想，还是先挣钱要紧吧。不过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小说创作绝望过。就像张伟明从前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的一样，焦渴，但从不绝望。 王：其实有很多打工文学创作者面临着和你相同的难题。这个问题也困扰打工文学很久了。不过就像你说的这样，焦渴，但从不绝望。我想我们只要有了这份决心，打工文学在第二代人的手中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本刊5月上请了几个生于八十年代的打工者做了一期名为《痛，并快乐着的第二代打工族》的访谈。其中提出了“让打工文学快乐起来”的观点，一时间，板砖如雨，鸡蛋乱飞，一片喊打之声。其中以右手先生的这篇檄文说理最为充分，文采最为飞扬，特选发于此。欢迎各位对本栏观点展开争鸣。只要骂之有理，本刊将择优刊登。

　　 板砖站 打工文学，请给我一个快乐的理由 文/右 手

　　快乐对我而言是一个十分崇高的理想。多少年来，我在流水线上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在南方八月的阳光下穿行在深圳、东莞、惠州的各个村镇，在电脑前机械地拨动鼠标、敲击键盘，就是为了寻找快乐。准确地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快乐的理由，而这个理由的底座，无疑是物质生活。

　　谈论打工文学的诸君，包括作家、评论家、读者，或许会认为我的这个说法太过形而下。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形而上的文学。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无疑是一个高于“生存”的概念，当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时，我不知道还有谁能饿著肚子写文章，看文章。且慢，有人说，你遗忘了后面一句话：文学……但又高于生活。但是，高于并不等于脱离。如果脱离了生活，文学成了什么？只能成为一件皇帝的新衣，一片安慰剂，一座空中楼阁。

　　遗憾的是，所谓的打工文学，即将或正在成为一群生于八十年代、偶尔也能吃吃麦当劳的高热汉堡包，啃啃肯德基的垃圾鸡腿的第二代打工人的安慰剂。他们“快乐”地鼓噪，要看充斥着一夜情、可口可乐、网恋的作品，要在作品里看到几个英文单词，要嗅到哈根达斯、哈布奇诺的味道。

　　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快乐里面有没有包含快感。但我知道，当一个只拿四五百块钱的月薪，还得养活自己、妻子、父母，交纳弟妹、儿女上大学的费用，忍受和火车一起提速的物价的打工人，因为妻子不在身边，无法解决性饥渴，却又不能享受妓女提供的有偿服务，只能半夜躲在被窝里，自个儿用手解决问题时，他所得到的，绝不会是快乐。顶多只能算是快感，一种自摸后转瞬即逝的快感！

　　他们所需要的打工文学的快乐，正是这种精神手淫后产生的短暂快感，绝不是真正的快乐。

　　生于八十年代的某些打工人，每月花光挣来的几张可怜的钞票，嚼著口香糖，边走边猛发信息打情骂俏，因此他们有一千个理由需要快乐。但是，现实却是，《劳动法》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超时工作成了家常便饭，有病得不到医治，工伤事故频繁而且不一定能得到救治，相当多的人仍旧生活在本就参差不齐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下，许多的打工人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在这个现实面前，所有的理由都会血液流失，显得苍白、无力。

　　对于打工文学而言，我们不需要快乐，至少现在无法需要，那是曹操扬鞭所指的梅林。

　　如果有谁在我面前提起快乐的打工文学，我想反问一句：尊敬的先生（小姐），请给我一个快乐的理由。

　　 （十月在板砖站恭候各路大虾的板砖。板砖投递站：wsx@dada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