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王十月 嘉宾：李于兰 我1998年初来南方时，趴在铁架床上读过李于兰发表在《佛山文艺》上的小说，后来又在另一本打工杂志上读过她的长篇连载《无花果》。后来读到她的一些作品，一直没有见过面。前不久做上一期的访谈，朋友司景之介绍认识了她，才知道她是《佛山文艺》的老作者了，这些年来在《佛山文艺》发表了《没有名分的补鞋人》、《我不想堕落》、《经理夫人》、《爱情坟墓里的爱情》、《床》、《简体爱情》、《眼睛》、《赤脚医生唐小山》等十多篇小说，另外还出版了《无花果》、《瑟瑟红尘》等五部长篇。这样的创作量在打工出身的作家里是少有的，我决定请她到文学新境界来。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有了下面的这些谈话。 —十月抛砖 对谈录 打工妹的爱情是一枚青涩的无花果 王十月：我一直很纳闷，你还那么小，怎么就写出了这么多的作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呢？ 李于兰：我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很早啦，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在家乡还很有点名气哩，人称女秀才，经常有记者来采访，弄得上课都没心思上。 王十月：呵！用现在的话说，你也是少年作家了。 李于兰：不过那时的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写的都是一些诗和散文，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意思。中专毕业后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制，在家闲了一年，后来就到县城找了一间厂当工人。做了三个月左右，感觉挺怀才不遇的，于是辞了工来到广东。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从我到南方来打工之后，那时在外面有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 王十月：说说你来广东的第一站吧。 李于兰：第一站，是在深圳石岩镇。那时石岩还没怎么开发，工厂也少。我那时的想法，一定要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因为我爱好文学，文员跟文学虽说不沾边，好歹都带着一个文字嘛。可是当时招文员都要求会电脑，我不会。在职介所找了半个月的工作，没有找到，后来就下决心去学电脑。学了一个月的电脑，那时的电脑操作很简单的，就是WPS。学了一个月的电脑后，就进了明园大酒店当文员了。搞笑的是，学会电脑找到工作了，电脑却根本用不上。当文员的工作很清闲，加之酒店经营不好，慢慢的都没什么生意了。那时人生地不熟的，和同事们也很难交流，下了班很苦闷的，于是开始写小说。寂寞像一把利刀，毫不留情地把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写作模式一刀斩断。这时我就发现，我的写作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我惊讶地发现，我再也写不出那些文字华丽的小散文或诗歌了。 王十月：你那时候听说过打工文学吗？你最早听说打工文学是什么时候？ 李于兰：那时我还在石岩吧，有几个打工作家在石岩签名售书。我第一次听说了打工文学，知道自己写的就是打工文学。我想我们这样的作品也能出书，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那个酒店快倒闭了，我就出来另外找工作，于是到了龙华进了一家纸品厂，进厂时是说做厂报编辑的，但只编了一期就停了。于是我又开始在工厂做文员，在那一段生活中，我开始真正接触到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我们八个人睡在一个宿舍，她们的遭遇，她们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她们就是我的第一个长篇《无花果》中的那些主人公的原型。我那时也没有想过要写成一个长篇什么的，就是写，将她们的故事、遭遇写下来。我的手稿在工友们之中传阅。同事们很喜欢，他们建议我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给了一家打工刊物，于是就开始在那家刊物上连载了。 王十月：在打工过程中，给你的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李于兰；感触最深的还是我的身边那些女孩子的遭遇。 王十月：什么样的遭遇？ 李于兰：主要是情感上的。我有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跟香港来的经理好上了，为他打了很多次的胎，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结果还是被抛弃了。还有一个女孩子，跟一个打工的男孩同居了五六年，也谈不上是谁抛弃了谁，反正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结束了，再也没有感情了。女孩子很苦恼，总是对我倾诉。她想和男孩子分开，又不甘心，毕竟是六年的时光，她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过去了。可是和男孩子再好下去吧，也不可能了。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走上了犯罪的路——杀人。其实这之前她对我讲过，这六年来她也是为那个男的多次堕胎，医生对她说她永远也不可能做妈妈了。我还记得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她一看见那个男人的背影就像看见了一块牛肉，想把他吃掉。那时我已隐隐感觉到了女孩的杀机，我想给那个男的联系，想提醒他，但是没有联系上……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这些女孩子的内心的痛苦，这一代打工人的悲剧，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王十月：于是有了你笔下的《无花果》，有了那些青涩的爱情故事。我想，打工文学之所以这么多年，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与它直接来源于生活有关的。可以说生活是最好的文学作品，作家在书斋里虚构的东西远不如生活本身动人。 李于兰：是的。这些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打工之痛。这些打工妹真的很苦，而且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苦。生活上的苦她们都可以克服，情感上的苦却只有自己吞下去。而且没有一个引导她们的东西，家长又不在身边，领导也不可能去关心她们的情感上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些打工小说的初衷，我是想通过我的小说给她们一些启示。 买个发展股，然后写作 王十月：我们还是说说你吧，我知道你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小老板。这可能是很多打工人的梦想，通过打工积累一定的原始资本后投资当老板。 李于兰：是的。很多人，包括我都是这样的。主要是感觉这样打工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不甘心总是这样下去。当时刚好深圳市内有一家新建的商业城招商，于是我租了个铺位做起了服装生意。投资了几万块钱吧。那时是在1999年，我根本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人还比较小，二十三岁，看问题比较简单比较天真吧。女孩子嘛，喜欢时装，也相信自己的品位和眼光。其实做服装的学问很大的，进货时不能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而我当时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进的货都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王十月：那时你远离了文学吗？ 李于兰：可以这么说吧。还是写东西。不过那时因为生意不好，写作时为钱考虑的比较多一些。写一些短平快的，适合市场要求的东西。写那种底层打工人生存的东西就少了很多。也可以说是远离了文学吧。我甚至给网站写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挣稿费。每个月可以挣两千多块钱的稿费吧。这个数字比我卖服装挣得多多了。但我的写作有点变味了。这好像是我们打工作家们都经历过的阶段。毕竟我们写作时还面临着一个生存的问题。说严重一点就是活下去的问题。2000年，我感觉开店要用我的稿费来支付店租了，于是不做生意了，从那时起，开始了专业写作。 王十月：你的第二部长篇《瑟瑟红尘》就是这时开始创作的吗？ 李于兰：是的。主要那时也是写那些挣钱的东西写厌倦了，觉得很无奈的。于是开始写第二个长篇。 王十月：我觉得作为一个打工的写作者来说，你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知道你家先生在后面给了你强有力的经济、精神上的支持。你在家专业写作可以不用为生活而担心了。在6月上我做过一期打工文学女子别动队的访谈，说到过女作家的问题。当时小英子写过一个评论，说她是渴望嫁个有钱人，然后写作。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于兰：我不这样认为。不过我的写作，的确得到了我爱人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们的结合也与文学有关吧。他读书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也写过，但没有发表过吧。后来出来打工了，为了生存，就放弃了这个梦想。不过他的心中还是有文学梦想的。后来他认识了我，知道我写了很多小说。可能想找个写作的女朋友也是间接地圆了作家梦吧？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我感觉自己是一滴露珠 王十月：我知道你去北京的鲁院读过书。这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不是说大学的中文系都培养不出作家，何况在鲁院这么短短一个月的短训？是不是抱有其它的目的？ 李于兰：其实说想在这一个月让自己的写作提高多少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是去增长一下见识，开阔眼界，因为那些讲课的毕竟有很多是文坛上的大腕。跟那些人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早上来上课也是挤公汽，汗流浃背赶过来，迟到了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的生存状态可能还不如我们，但是他们生活得很自信。这是我到鲁院的收获吧。 王十月：现在很多人都对纯文学刊物有意见，认为发稿靠的是关系。你去那里，有没有去活动关系的想法在里面呢？ 李于兰：去之前我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到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想法了。这种感觉很复杂，一方面觉得他们很普通的，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另一方面觉得我们相隔又是很遥远的。他们身上有一种很高贵的东西，认为他们的文学血统是很纯种的。这种东西在讲课时无意之间就流露出来了。我是个自尊心很强而且很敏感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话语无意中是对我的一种伤害。记得有一个老师，他是一家大刊的编辑，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不要给我投稿，如果投了稿，也不要打电话，不要写信来问我……”他这话是对着班上七八十个学生说的，他的本意是提醒学生，不要指望靠拉关系什么的走上文坛，还是要认真地写作。但我觉得很受伤害的，觉得他把我们看得太低了。我花钱来是听你讲课的，不是来听你伤害我的。当时我的心情真的很不好，甚至萌生了不再写作的想法。 王十月：那你后来是怎么从这种失落里面调整好心态，重新开始写作的呢？ 李于兰：当时有一家影视公司，我在深圳时他们就想到深圳来谈我的小说改编的事，当时我正好要去北京，于是我就说我过来吧。后来我们就接触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接触过影视公司，也不会谈。去到那里，我才感觉到我真的很幼稚，什么都不懂。他们问我这五部书想要什么样的价钱时，我都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我无法开价，感觉我是一块案板上的肉，任人割吧。他们负责谈判的人一下子看出了我的幼稚，价格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在深圳时他们早就看过我的书了，那时说的每部书十万块。见了我一面之后，第二天答复我，每部书六万。我再去时，又降到了三万。最后成了十万块钱五部书，才不再下降了。真的，这次北京之行对我的触动很大的。去北京之前我还是很自信的，在南方我还是小有名气的打工作家，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世界有多大。北京真的太大了，而且写作上有成绩的人太多了。到了北京，我才发现了自己的渺小，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滴露珠，一下子就蒸发掉了……重新调整是回到深圳之后的事了。 王十月：有没有和北京的老师们交流关于打工文学的看法？ 李于兰：我没有问过。和我一起去的另一个深圳作者司景之问过，问老师对打工文学有什么看法，老师说打工文学这个提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文学不分什么打工不打工的。但是他们也告诫我们，写作永远是高学历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大作家，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些作家都是学贯中西的。而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大都没有上过多少学，这在根本上限制了打工文学的发展。 王十月：读过你一些短篇，觉得你的文学感觉不错，也会讲故事。可是我们知道，长篇写作是很难的，对写作者的要求很高，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轻易写长篇。还没有认真读过你的长篇，不敢胡乱发言。你写了那么多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李于兰：用最流行的话回答你，是下一部吧。我寄希望于我的下一部。不过下一部很难，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高了，看别人的小说，觉得写得真好，再看自己的，感觉差距很大，有时感觉是在浪费素材。写作遇到了瓶颈，需要突破吧。 王十月：看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说明你在进步了。希望你能突破你的创作瓶颈，也期待着你带给读者们下一部更精彩的小说。 板砖站 穷孩子，富孩子易江南 说起打工文学和文学界的关系，不容置疑，有个奇怪而且被很多人视若无睹的现象一直存在着：同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打工文学远没有知青文学、都市文学那么幸运。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遭到了文学界不公平的漠视甚至歧视。时至今日，打工文学发展了这么多年，依然得不到文学界应有的尊重。笔者曾听一位知名学院派女作家提到打工文学，说过一句与她身份很不相配的话：“从事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还是需要学历。”言下之意，仿佛打工文学就是一群学历低微者从事的、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三脚猫功夫。 谁都知道，很多国内甚至享誉全球的知名作家起步文学创作时，恰恰就没有最根本的学历，他们照样留给我们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学历与学养是两回事。这位女作家，这里就不多说也不去加以计较了。但是，这位女作家对待打工文学的态度，多少正好说明了打工文学在当今文学界的尴尬地位。 跟其它的文学现象比起来，打工文学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而那些文学现象，更像个富人家的孩子。虽然是同样有鼻子有眼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不过是因为贫富的关系，穷孩子和富孩子身上所穿着打扮的外包装不同而已。在一些人眼中，穷孩子就是愚蠢的孩子，富孩子则是聪明的孩子。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依据，但在大部分从事传统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眼里，打工文学恰恰成了一个愚蠢的穷孩子，他们可能连多看一眼这个穷孩子的兴趣都没有，就武断地漠视甚至歧视打工文学，更加不用说什么应有的尊重了。 这，真是一种要不得的现象！ 当然，现实既然存在，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于穷孩子来说，只有真正地面对贫穷和改变贫穷，才能脱离贫穷，以自己的成绩让那些以貌取人者刮目相看。同样，作为打工文学和一直坚持打着打工文学旗号的创作者们，特别是我们第二代人，就应该像穷孩子们一样，拿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志气来，不管别人怎么看，都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双手，打拼出一片天地来。 真正的文学永远起源于生活也来自于生活。 群众的眼睛永远雪亮雪亮。打工文学好不好？结果只有群众说了才能算。 （十月在板砖站恭候各路大虾的板砖。板砖投递站：wsx@dada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