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打工硬汉郑书明创办了一家资助穷困学生的旅馆。旅馆吃、住免费，他自己还兼任旅馆教师，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爱心旅馆”。
然而，荣誉的背后承载几多沉重和辛酸：这位硬汉10多年的工资几乎全用在旅馆里，家里一贫如洗，妻子为此多次吵闹、哭肿了眼睛，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悲愤交加地选择离婚。郑书明妻离子散。2002年８月，一场飞来横祸断送了他的“旅馆事业”，经营了12年的“爱心旅馆”被迫凄凉倒闭。但是这位躺在病床上的硬汉还在痴痴地说：“为了孩子，我要去深圳打工！”
看着那渴望读书的眼睛：渝东硬汉心软了 1957年，郑书明出生在重庆黔江市。1971年，郑书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派去修南海大堰，不久，黔江麻天坝水泥厂在南海大堰的基础上成立。15岁的郑书明因工作努力，被水泥厂聘为临时抽水工。按现在的说法，郑书明只是个打工仔，但在那个年代，足以令同村的伙伴羡慕不已。郑书明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上任劳任怨，与上下同事关系融洽，虽说只是个临时打工仔，但厂里也没有把他看成外人。1984年，郑书明和厂里一名女工结婚，翌年女儿出生，家境虽不富裕但其乐融融。
郑书明的工种是抽水工，这是厂里正式职工谁也不愿意干的苦差事。因为机房在峡谷之中，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攀缘那道“猿揉欲渡愁攀缘”的绝壁，一次需要两三个小时。峡谷中抽水泵房，四周高山林立，荒无人烟。因工作环境的缘故，10年来，郑书明由一个能言善辩、爱管闲事的小伙子，慢慢变成了一个做事认真、寡言少语的中年人。然而他乐于助人的秉性却没有变。正是这个秉性，他也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多次被评为厂里的优秀临时工。
1990年9月中旬，《重庆日报》登载了一张“希望工程”的宣传照。照片中小女孩渴望读书又无助的眼睛，竟一下子成了郑书明心头久挥不去的阴影。
黔江麻天坝水泥厂的围墙外，是黔江蓬东中心学校。一天，郑书明很晚才回家，经过校门口时，他发现路边的石凳上睡着两个孩子，他赶紧将他们抱进宿舍。两个孩子是兄弟俩，一个叫黎勇，一个叫黎军，他俩回家一趟最少得花２个多小时，于是中午没有回家，他们一整天粒米未进。他们告诉郑书明，下午放学后他们饿得实在走不动，原本想在凳子上休息一下再回去的，没想到睡着了。郑书明赶紧叫妻子给兄弟俩做了两大碗肉丝面条。看着兄弟俩狼吞虎咽的样子，郑书明心里非常畅快。后来郑书明了解到，学校里像黎勇、黎军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因为他们家庭贫困，没有钱在学校食堂就餐。因路途遥远，中午大都不愿回家，中餐只能有一餐没一顿的。
一个星期后，郑书明突发奇想，他对妻子说：“咱们办个旅馆，帮帮这些孩子吧！”“脑子有毛病啊！”妻子觉得丈夫的想法不可思议。“这些孩子没钱在食堂搭伙，中午只得忍饥挨饿，还有的孩子因此辍学。假如我们开个旅馆，帮帮他们，不仅做了件好事，而且你、我将来还可以桃李满天下，那该多好！”郑书明趁势做老婆的工作。“孩子偶然来吃顿饭是可以的，专门给他们开个免费旅馆，这么多孩子，你管得过来吗？”妻子态度十分明确，坚决回绝了郑书明的“荒唐”要求。
妻子越反对，郑书明对创办旅馆的想法却越坚定。一天上班后，郑书明找到江厂长，厂长听后十分惊讶，好言劝他：“书明，你现在还只是个临时的工人，办旅馆会影响你的工作，难道你真的不想转正？再说你月工资不高，还要养家糊口，开免费旅馆，你说究竟图个啥，你老婆也不会愿意。”“江厂长，我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在厂里一干就是20年，从来没有向厂里提过什么要求，办旅馆需要场地，今天我来是想请您能给点支持。”江厂长了解郑书明的性格，知道他是个一条路走到黑的主，但是他预测旅馆肯定办不长，心想到时他自然会回头，便顺水推舟，答应了郑书明的要求，但条件是只租不借。
场地是厂子里一个废旧的仓库。郑书明在这个10多平方米的空房子里，开始实施自己的蓝图。周末，他甩开膀子开始大扫除，自己动手将墙壁粉刷一新。旅馆首先要有床，郑书明拿不出钱，就到山上砍了几棵树，买来工具，亲手做了两张大床，然后到附近农民家找来几捆稻草，拿自己家多出的两床棉絮往床上一铺，住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就是要解决吃的，自己家里也只有一套炊具，郑书明原来想搬过来一起做饭吃，想到妻子肯定不愿意，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便把妻子给他留的每月的零花钱拿去买了一套做饭用的锅碗瓢盆。经过3个月的苦干，1990年9月3日，学校开学的那天，爱心旅馆也“落成”了。
爱心旅馆：丈夫的事业，妻子的心痛 “旅馆”开张，没有任何仪式，更没有人来给郑书明道喜祝贺。一大早，郑书明来到学校“开拓”第一批顾客——黎勇、黎军两兄弟。当他向两兄弟的班主任说明来意后，班主任不相信郑书明。无奈之下，郑书明找到校长，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后，校长当即打电话叫来班主任。班主任尴尬地告诉郑书明：“黎勇、黎军退学了，他们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
郑书明打听了黎勇、黎军的家庭住址后，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学校，在延绵的山路上走了近３个小时，虽说总算找到兄弟俩的家，但用土砖垒成的房屋里却空无一人。在邻居的带领下，郑书明赶到兄弟家的责任田里，黎勇、黎军兄弟俩正和父亲一起在田里拔草。孩子的父亲一开始没弄懂在旅馆吃、喝、住不要钱是个啥意思。郑书明只好重新解释了一番后，孩子的父亲最后盯着郑书明问：“哦，我知道你的意思。早说不就完了，你要我两个孩子做你的干儿子！？”一句话让郑书明哭笑不得。临走时，郑书明掏出身上仅剩的60元钱，对孩子的父亲说：“这是孩子的学费，明天带你儿子到学校报到吧！”孩子的父亲拿着钱，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搞定了第一笔“生意”的郑书明心里很高兴，但他回到家，来到门口却进不了家门。妻子对郑书明说：“都11点了还回来干什么？你不是开了个旅馆吗？你今晚就住你的宝贝旅馆去吧！”那天晚上，他在门外等了个把多钟头，最后妻子看在女儿不断央求的份上，才放了他一马。郑书明洗完澡后，妻子给他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然后警告他：“下次再这么晚回来，这就是你的最后一碗面。”
爱心旅馆开张后，郑书明对这项事业入了迷。中午，郑书明一有空，就悠闲地站在校门口，观察学生娃，寻找新的“猎物”（那些没钱买饭但又不想回家的穷学生）。晚上，因为黎勇、黎军两兄弟不会做饭，郑书明下班后便买好菜直奔旅馆，烧饭做菜，安顿他俩休息。一两天这样还可以，时间一长，妻子就不乐意了。一天郑书明刚回旅馆，就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中妻子有气无力地说：“书明，我有点发烧，怕是不行了。你快回来一趟。”听说妻子生病，郑书明忙把做饭的事交给一个同事，便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中。回家一看，发现妻子不但没病，而且正在厨房做饭。妻子见书明回来，不由得长长舒了口气，笑着说了句：“书明啊，你心里还有我呢！”郑书明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回到了旅馆。这以后，只要妻子说有病，他就不会轻易上当，总是先给女儿偷偷打个电话，核实真伪后再决定是否回家。
1991年9月，学校开学不久，旅馆的“客人”发展到了５个学生。他忙得不亦乐乎，为经营好旅馆，郑书明一周在家里吃不上一次晚饭。妻子见装病一招不灵验，又心生一计：“只有卡住老公的财源，才能卡住他的心。”但妻子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一天晚上，因为忙于检查孩子的作业，郑书明回来已经12点多了。妻子在家里等了足足4个多小时，怒火中烧的妻子抓住机会跟郑书明吵了个底朝天。郑书明爱面子，怕隔壁邻居说闲话，迫不得已同意了妻子的要求：“郑书明每月的工资全额上缴，自己留20元钱，需要买什么东西，要经过同意后实报实销。每周至少回家吃饭三次。”
第二天，郑书明召开旅馆全体“客人”会议。会上，他郑重宣布：“孩子们，我现在手里没多少钱，不能让大家吃好，但我保证让大家吃饱。从现在起，每周由原来的三次肉，改成每周一次。要想吃好，你们现在就要刻苦学习，长大后你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孩子们见郑伯伯心情不好，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看着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而又无奈的眼睛，郑书明不由得鼻子一酸。
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因菜里没油水，饭量一个比一个大。尽管郑书明每月在受妻子之命——采购家庭用品中拿点小“回扣”，揩点油水，但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旅馆的开支。郑书明这才体会到妻子这一招的“阴险毒辣”。
郑书明一着急，不到半年，头发都急得白了许多。一个周末，孩子们都各自回家了，郑书明在家里淘米做饭，淘著淘著，不由得眼睛一亮，心情不禁开朗了许多。平时郑书明早上起得比妻子要早。于是星期一的早上，郑书明起床后，蹑手蹑脚到厨房，把刚买回的50斤大米倒出三分之一，装进一个黑塑料袋里，送到旅馆，然后再去上班。看到孩子大口吃饭的样子，郑书明的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尝到甜头的郑书明不满足现状，慢慢从“偷米”发展到“偷油”、“偷”家里喂养的鸡，最后发展到只要家里有而且旅馆用得着的东西，他一样都不放过。虽然郑书明每次“偷”的时候，把握了一条不留明显痕迹的原则，但时间一长，妻子便有点纳闷了。有时候妻子自言自语：“以前50斤大米可以吃个把月，怎么现在十来天就完了？”自从妻子有了疑心后，她便开始暗暗地关注老公的一举一动，而此时的郑书明正陶醉在胜利的喜悦里，对妻子的怀疑和跟踪浑然不知。一天早上，正当郑书明从米缸里一瓢瓢地舀米时，穿着睡衣的妻子已经站在了郑书明的身后。面对死心眼的丈夫，委屈的妻子满眼泪花地质问郑书明：“你要这个家还是要那个旅馆？”郑书明无言以对。
这以后，郑书明不但做饭的权利被剥夺，而且米油放在什么地方他也找不到了。为了避免跟妻子再次争吵，郑书明不得不断了这个念头，旅馆又一次陷入危机。但困难没有吓倒郑书明，每到周末，他就骑车到冯家镇打零工。冯家镇离郑书明的家有20多公里，郑书明周一早上去，周日晚上回。到冯家镇，只要能给两个钱，甚至只是几斤米或者食用油，什么洗碗、拉砖、挑运等等，他什么苦力活都干。
1993年9月，小女儿要上重点小学，需要800块钱。妻子跟郑书明商量：“你喜欢别人家的孩子，你也肯定喜欢自己的孩子，现在孩子的学费，家里的钱不够，你每个周末不是都在外头打工吗？你看能不能稍微凑点？”郑书明每次一挣到钱，就全部用来给“别人家的孩子”购买生活用品，当时手头确实没有什么钱，他便对妻子说：“我现在手里确实没钱，孩子学习好坏，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咱孩子就不要上什么重点了。”妻子一听就生气了，质问郑书明：“别人的孩子，您整天瞎操心，自己的孩子你却不管。老郑，我今天告诉你，孩子的学费，你就是把旅馆卖了，也要出这笔钱，你要是不出，这个家我就不过了。”
妻离子散：遍体鳞伤的硬汉却“疯癫无悔” 郑书明一下子实在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正当他在四处筹钱的时候，妻子的疯狂举动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天下班后，郑书明回到旅馆，立即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旅馆里狼藉一片，旅馆里的床和炊具等物品被洗劫一空，孩子们都躲在角落里，眼泪巴巴地看着郑书明。虽然郑书明多少有点预感，但他没有想到妻子真的做得如此绝情。匆匆赶回家的郑书明愤怒地质问妻子：“这是不是你干的？”“是又怎么样？我忍耐了你3年，我早就受够了！”见妻子砸了他的旅馆还要□嘴，愤怒到极点的郑书明，照着妻子的脸，抬手就是狠狠一巴掌。“你！你敢打我？！”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的妻子随后就和郑书明厮打成一团。
这场架，使得夫妻俩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婚姻。郑书明深爱着自己的事业，而干好事业必然影响到家庭，但妻子不能理解自己，两者不能兼得，只能选择一种；在妻子眼里，丈夫三年多来的反常举动，使她看清了自己的丈夫缺心眼，认死理，甚至还有点不正常，跟他生活下去，不可能有幸福可言。1993年底，几度争吵后，悲愤交加的妻子含泪签字离婚，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郑书明。
不久，郑书明离婚的消息不胫而走，同事和邻居都议论纷纷。人们虽然同情郑书明，但又不理解他，有的还为他的妻子打抱不平。一个邻居这样说郑书明：“你说老郑是图表现吧，搞爱心旅馆都4年了，他没有向领导要什么。你说他神经有毛病，平时为人做事也挺通情达理，真是搞不明白他究竟图个啥！”一个原来和郑书明比较亲近的同事断言：“老郑肯定是脑子有问题，人穷吧还瞎折腾，妻离子散这是罪有应得，别个大老板恁个有钱都没他‘疯’！”
1994年6月，爱心旅馆发展到8位客人，他们是：刘育洪、周家均、黄健康、黎军、周富勇、严克胜等，他们绝大部分都在上中学，年龄在12岁以上，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饭量都比较大。郑书明根据孩子的饭量估算了一下，要维持旅馆的正常运转，每月必须购买60公斤大米、4公斤猪油、几十公斤蔬菜以及几公斤猪肉。郑书明一个月才300多元工资，每月支付两个女儿的抚养费后，所剩无几。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郑书明绞尽脑汁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收入。周末继续外出打零工，尽量多挣外快，偶尔还克扣一点女儿的生活费；二是降低成本。每月工资发下来，他就用自己可以支配的钱，到附近农村的农户家，低价批发收购大米、红苕、土豆等粗粮。没想到郑书明的这两招还真见效。孩子们虽然很难吃上好的，但每天能混个肚儿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看着孩子围着自己高兴地“伯伯前”、“伯伯后”，郑书明感到所有的劳累和委屈都烟消云散。
经过郑书明的努力，孩子的生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这不是他的最终目标，将每个娃都培养成有用之才，才是他的最大心愿。怎么督促孩子学习，郑书明的确费了一通脑筋。他对孩子们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每次的考试成绩要汇报；每个学期进行一次奖励；成绩下降的要写出原因。为了掌握孩子的学习状况，每次孩子成绩下来，郑书明就在抽水泵房外的一块石壁上，用石块认真地记录下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成绩是有所提高，或是有所下降，石壁上一目了然。尽管孩子们家里很穷，但玩是孩子们的天性，有的孩子玩起来作业也忘了做。郑书明非常心痛。每周一晚上郑书明值夜班，在机房的一根长凳上，都会整齐地摆放着孩子们的一周的作业本，他逐个地数红钩钩。他说：“我看不懂他们的作业，但我可以数本子上的红钩钩。他们知道我在检查作业，学习也就不敢偷懒。”
郑书明的办法虽然比较笨，但执行起来，丁是丁卯是卯，一点都不含糊，一年下来，效果比较好。有个孩子叫刘波勇，正上小学五年级，在黔江地区小学生数学比赛中拿了个一等奖。还有一个孩子在中考中，考了589分，进入了黔江一所省重点高中。孩子们得到奖状或者是好成绩时，都会第一个报告郑书明。郑书明会严格兑现承诺，奖品一般是一支笔或一本练习本。看着孩子们高兴的样子，他的心情别提有多么舒畅了。
从临时工到全国劳模：为了孩子我要去打工 经历过风风雨雨，爱心旅馆终于红火起来，郑书明这才感到最对不起的是两个女儿。一次郑书明去探望女儿，情不自禁地说：“这些年，爸爸让你们受委屈了，以后我会多来看望你们。”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女儿们含泪说：“爸爸，放心吧，我们已经会照顾自己了。很多人说你傻，说你疯，我们不信他们的话，我知道爸爸干的是正派的事。”这很让郑书明感慨不已。坐在一旁的前妻却在独自落泪。
因为郑书明经常在冯家镇打工，时间一长，全镇的人都知道了他办了个爱心旅馆，还知道他为办旅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正直善良的人们起初有点不理解他的异常之举，但日久见人心，人们慢慢地认可了他。
郑书明在冯家镇的那段日子，也引起了住在该镇陈素梅的注意。陈素梅没有了丈夫，还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姑娘，小的是个男孩，正上初中，家庭状况还算过得去。有心人把他们想在了一起。经人介绍，郑书明认识了陈素梅，两人因为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陈素梅认为郑书明干的是光荣的事业，表示以后要尽力支持。这句滚烫的话，是郑书明创办旅馆以来第一次听到的令他感动的话。就这样，两颗原本孤独的心相互取暖。1995年，郑书明和陈素梅正式结婚。婚后夫妻两人相敬如宾，互相扶持。因为旅馆有了陈素梅这个帮手，郑书明探望自己的孩子的次数也增多了；勤劳能干的陈素梅承包了一块责任田，责任田成了旅馆的粮油蔬菜基地。郑书明甩开膀子干，虽然身体累一点，但心情舒畅，因为他心中开始升腾一个希望：终有一天，孩子和旅馆的“小客人”就会长大成才，报效国家。然而看着自己一年的辛苦劳作，到头来全部所得都用在了别人的孩子身上，时间一长，陈素梅也开始不大能接受了，她有点不乐意，但因为她对郑书明已有言在先，于是每次话到嘴边又不得不咽下。
春去冬来，一晃４年又过去了。到了2001年，郑书明和陈素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爱心旅馆的影响力和名气越来越大。12年来，旅馆烧坏了7个电饭锅、10个炒锅，睡破了15床棉絮，共送走了大小近百名贫困学生。为经营爱心旅馆，郑书明为之付出了４万多元。住过爱心旅馆的“小客人”中，有的考上了重点高中，有的成为了大学生，有的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各条战线的有用之才。郑书明曾经收留的学生黎勇毕业后，凭着过硬的身体、文化素质，被选送到南充武警部队服役，多次立功受奖；弟弟黎军毕业后，被重庆一家著名的制药厂聘用。被爱心旅馆收留过的学生只要回到家乡，总会提点东西到爱心旅馆，去看望自己的大恩人——郑书明。
郑书明在爱心旅馆这个阵地上，用爱心书写着自己的灿烂人生。以前骂郑书明是“疯子”、“精神病”的人纷纷向他投来了敬佩的目光。郑书明的同事们也自发到爱心旅馆，义务为旅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表示对郑书明的支持。厂工会主席冉景壁逢人就传播郑书明感人的爱心故事。10多年来，郑书明因此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他先后多次获得“学雷锋先进标兵”等荣誉称号。1997年，鉴于郑书明的爱心壮举，他被重庆市政府授予“立功奖章”。不久后，郑书明创办爱心旅馆的传奇人生传遍黔江，震惊重庆，甚至惊动了首都北京。获悉临时工郑书明的事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禁不住潸然泪下。2001年4月，郑书明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得此奖章的人整个重庆市也不到10人。全国惟一的国家级劳模临时工由此诞生。2001年4月29日，重庆市隆重召开了表彰大会，市领导亲自为郑书明颁发了奖章，专门接见了他。
正当郑书明准备将爱心旅馆继续做大时，一场噩梦降临到他的身上。为了保证工业用水，郑书明经常要到井下施工。他一干就是28年，多年来他双腿长期浸泡在水中，染上了水毒症。2001年11月，郑书明突患上重感冒，持续高烧39度。陈素梅急忙把郑书明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得出结论：郑书明脚掌中的是水毒，有可能导致终生残废。后来，他的两条腿肿得像水桶一样粗，医生告诉他：“即使乐观地看，你至少也得住院住半年！”消息传出后，从爱心旅馆“毕业”的学生纷纷赶回，在郑书明的病房里，摆满了鲜艳欲滴的祝福之花。感受着这一切，郑书明止不住泪洒衣襟，12年来所受的辛酸和委屈立刻烟消云散。因为爱心旅馆无人料理，无奈之下郑书明在病床上只好决定，将爱心旅馆所有资产和专用资金转给学校接管。
2002年3月，水泥厂整体转制，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成民营企业。郑书明对妻子陈素梅说：“尽管我是全国劳模，但身份还是个临时工，如果我这次下岗了，我就外出打工，用打工挣的钱资助贫苦孩子上学。家里的事，就烦你多操心。”看着丈夫认真倔强的面容，原以为能彻底松口气的妻子无言以对，泪流满面。
2002年10月，水泥厂顺利改制，成为一家私营企业。在重庆市、黔江市工会部门和新任总经理的关心下，郑书明不但没有下岗，还因为他的破天荒义举，工厂为他摘掉了28年的临时工帽子，为他转正，使他成为厂里正式的聘用制工人。目前的郑书明，正在考虑是否能重建爱心旅馆，或采取别的方式，继续资助穷苦孩子，直到自己离开人世。
后记：写完此稿，笔者在为这位打工硬汉喝彩的同时，心情也分外沉重。尽管为了资助别人的孩子上学，郑书明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但他因为忽视了家庭，付出了妻离子散的代价，第二个家庭也因此受到影响。以如此沉重的代价为社会献爱心，的确值得人们尊敬，但作为郑书明的妻子和子女，他们在被动地做自我牺牲，他们权益的受损，将由谁来补偿？对郑书明的这种人生态度和爱心义举，究竟应该如何评判？面对郑书明这样的好人，社会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这些只有留给广大的读者去思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