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去本省的一个平川县采风。因为是向单位告假自己来的，不算公差，食宿都不能报销，只好投靠了大学时的一位同学。我的同学在那个县的人民医院做事，好像是负责一些与业务不相关的内部管理琐事，他没对我仔细说，我是从他屁股上那一大串钥匙想到的。想必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好办，我被他安排在一间后勤室住，吃饭就在医院的大灶上。原本要我在他家里吃住，我说这次要在这里住到过年，他就不吭声了。我俩在大学时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而且不经常在一块儿逛街或聊天，所以都没有打算做超出交情深度的事。

　　那个冬天奇冷，半片雪花也不飘，干冻干冻的。我每天在医院吃过早饭，坐公交车去一些古迹和乡村，因为有张记者证，中饭到哪吃哪，晚饭赶回来吃。北方的冬天，寒风像数不清的针尖往衣服里猛扎，太阳一下山，冻得站都站不稳了。我就每天下午六点以前回医院，也能赶上吃晚饭，一举两得。整个大灶食堂吃饭的也就二三十个实习的男孩和女孩，都是些医卫学校毕业实习的学生，再就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我。因为我长得一张娃娃脸，又经常穿很随便的休闲装，看上去比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还要稍小一些。这群孩子初涉社会，说笑举动都很学生气，看得出来他们试图使自己世故一些，但这种努力反而使他们的性格看上去像穿着一件捉襟见肘的破衣服，不完整处就露出了皮肉。每天的早晚饭时，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边吃边听他们谈笑、打闹，并无心介入他们；但同在一个饭厅里，终于还是与他们中间的一位交上了朋友。

　　我在搞创作之前，学过几年的美术，主攻西洋画，擅长油画和素描，因为喜欢人物速写，对中国画白描技法也用心钻研过。由于这个原因，实习生里面有几个面容姣好、曲线流畅的女孩子常使我注目；我一边吃饭一边欣赏著这些青春的写意，确切点说应该是浓墨重彩富有光泽和层次的油画，动人在深处。久而久之，我的目光终于使她们窃窃私语，互相交头接耳一番又指著其中的某个人尖声大笑起来，或者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用平静的语调交谈，偶尔朝这边瞥上一眼。这种局面终于使男孩们感到了不自在，有一位面皮稍黑，穿运动衣的高个儿端上饭盒，在众目睽睽下坐到了我对面，把饭盒光一声放在桌子上。我冲他点点头，表示欢迎。他明明是兴师问罪来的，看见我不是那么十分可恨的，也友好起来，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哪个科室实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块儿坐。我说我不是实习的，我是个记者，是来写东西的。黑高个儿眼睛一亮，你写不写小说？我说写，小说散文都写。他说那你是作家了？我说算是吧，自个儿写，作家协会不承认。他停止了吃饭，开始论述起作家的定义来，问我，你经常发表小说吗？我说我靠写作吃饭、抽烟、还有搞对象。他用勺子指指我的鼻子肯定地说，那你就是作家，我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以写作为生和为生命的，作家不应该有证件，你说对不对？我笑笑，问他是不是很喜欢文学？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稍带羞涩地低下头扒饭，含含糊糊地说，热过一段时间，现在都兴做生意搞钱，文学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咽下一口饭又补充说，我说的是我这种人搞文学没意思，基础太差，又没天赋，不过爱看看，像你就不同了，你靠它吃饭和走天下。我说搞创作是很辛苦的。他说那没什么，作文先做人，人生苦短，对不对？我不大能听懂他的意思，但心情却好起来，就点点头。

　　我每天晚饭后要写作两个小时，后勤室晚上没人来，又在楼道的尽头，静寂得很。我搁下笔，洗漱了就躺在床上看书，这一个多月买了七八本书，都是从书店的处理书架上半价买来的旧书，因为没有铜臭气和脂粉味，对我很有吸引力。与黑高个在食堂认识后，他常来我的住处聊天。我声明我晚饭后必须写两个小时的东西，他也不怪我，以后每天我搁下笔正洗脚时准时就来了，坐在桌子旁翻翻我的书和稿件，再告诉我一些本县里的稀奇事。有一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有人轻轻地敲我的门。我裹个被子打开门，一阵冷风卷进一个人，正是黑高个儿。他蹲在电炉子前又烤手又跺脚，好大一会儿才揉着冻红的鼻子说，真他妈不怕冻死，站在床下干事，你们不怕冷，老子差点冻成冰棍儿。我说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了跑来有什么事？他诡谲地一笑，眼睛里射出幸灾乐祸的邪光，凑近来说，我听房去了。什么？我听不懂他的话，你去哪里听房了？他竖起一根指头指指天花板，楼上，三楼。我问，三楼有刚结婚的？他噗嗤一笑，什么刚结婚，三楼住的是实习的女生。我以为是实习的男女生搞恋爱过了火，被他听去了，说，你们要小心点，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嘿嘿笑起来，什么我们呀，是这医院的一个管事的，每天十点左右去单身女实习生的宿舍，干完坏事，再溜回去钻老婆的被窝。我惊大了眼睛，不能吧，这些女孩会这样轻贱？黑高个叹一口气说，她们也没办法，大多数是农村出来的，上个学不容易，好容易要分配了，实习还要向医院交钱，被那些色鬼用钱骗骗，一不小心就栽进去了，其实，那些人也是偶尔才给他们百八十块钱，数这个管事的坏，每天晚上都去，大冬天站到床下把裤子退到腿弯上，裤带上的钥匙串哗啦啦地响，真他妈一条狗！黑高个的话使我刚才看书的好心情一落千丈，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无边的灰色，冷寂可怖。

　　第二天我还是闷闷的，中午就破例回来吃饭。冬天的世界灰暗萧条，人的表情也僵僵的，我丝毫没有了到处转悠的兴趣，早早地回到了医院。黑高个依然和我一桌吃饭，他用眼角瞟著一个马尾辫的女孩说，昨天晚上我猜就是她，你看她吃饭都不抬眼皮。我抬头看看那个女孩，觉得她并没有什么异样，她平时就是那个样子，——假如说身心的摧残使她改变了，也只能使她变得漠视生活，不变不惊泰然处之了。我端详著那张姣好平静的脸，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能够摧毁一切美好观念的重磅炸弹。眼前的女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那么自然而律动着生命的朝气，然而她们中有几位不是罪恶的承载者？

　　黑高个看我发愣，碰我一下说，别动歪心眼了，凭你还怕迷不上几个姑娘，哪里用得着用那些下流手段。我转过脸来笑着问黑高个，你说这些姑娘里有几个是清白的？这个县里有多少妙龄女子是清白的？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黑高个不加思索地说，到这个年龄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守身如玉的了，这是时代和社会风气造成的，处女成了稀有动物……我打断他说，老弟，你看上去挺轻松，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你有没有姐妹，你还搞不搞对像？黑高个神色暗了下来，缓缓地说，我不会那么倒霉吧。我突然觉得我们俩都很可怜，而且弱小得近乎无聊，拍拍他的膀说，吃饭吧，还是少琢磨点事。

　　我的同学来问我住得习不习惯，吃不吃得下饭。我说都好。送他出门的时候，突然看见他屁股上的一大串钥匙晃来晃去，吓了我一跳。黑高个再来时我就蔫蔫的。他劝我别再想那些事了，要不一块儿上去听听？我说没兴趣。沉默了半晌，黑高个问我有没有刀。我说做什么？他咬着牙挥挥拳头，宰了那个王八蛋。我心中一荡，勉强稳住心神说，别干傻事，杀了人要偿命的，比他恶的人多了，你能杀几个？黑高个沉默了一会儿摞下一句：怎么没人去告他？你这个记者就不能写篇报道？我说这种事没法告也没法写，受害者更怕张扬出去，就算当场捉住了，强奸还是通奸？黑高个拿白眼看我一阵，唉声叹气地去了。

　　腊月的一个中午，天阴沉沉地压在头顶，憋得人出气都困难，看来是要下雪了。我的心情因为雪的即将到来而格外愉快，跑回来叫上黑高个去饭馆喝两杯。半道上碰上我的同学，屁股上晃着一大串钥匙哗啦哗啦地走得很精神。我喊住他，一块儿坐进了饭馆。我说打扰了两个月了，腊月二十三之前我就要回家了，今天算是答谢。就多敬了同学几杯酒。黑高个跟我们碰过三杯后就自个儿喝，三个人很快下去了两瓶“杏花村”。同学说他哥在南郊开了家歌城，要赶去帮着装修。我说我去帮忙吧，我学过美术装潢。黑高个儿也说去。同学客气了几句，高兴地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向郊外。刚下车，公路上驰过去二三十辆拉满人的小三轮，排成长长的一串很有些气势。黑高个说这是去县城告状的，肯定又是村里的头头欺侮老百姓。话音未落，一辆桑塔纳赶上了三轮车队，车窗摇下去，伸出颗又胖又圆的大头来，冲开三轮的大叫：喂，大冬天的，别冻坏了。开三轮的没人搭理他，眼望着前面吐口水。桑塔纳绝尘而去。我的同学说，瞧见没有，小车里是那个村的支书，村里人前脚出发，人家后脚就赶上来，桑塔纳多快，早到县委书记里诉苦打预防针去了，这就叫恶人先告状。黑高个瞥了他一眼，我说进去干活吧。

　　装修工人有三个，再加上我们，人手多活干得很快。约摸五点钟左右，天上飘下鹅毛大团，很快天地就一色了。同学他哥很兴奋，把我们叫到里边涮羊肉。黑高个吃得满头大汗，说出去看看雪景，凉快凉快。过了一会儿他在外面叫我的同学赶出去一下。我的同学说这小子八成看见野兔子了，披上大衣走出去，屁股上的钥匙串一甩一甩的。十几秒钟后屋里的人都听见两声大叫，前一声是歇斯底里的大吼，后一声是惨叫。我第一个冲了出来，愣在了雪地里，后面的人也冲了出来，愣在雪地里。

　　黑高个站在雪地里，抱着一把射钉枪，他在发抖，五官扭曲著哭泣。我的同学趴在黑高个脚下，后脑勺冒出来一个铁钉尖，汩汩的血使地上的雪融为粉红，又渐渐变成黑红的水。同学他哥大吼一声，冲上去夺下黑高个的射钉枪，几个工人把黑高个扭起来按到了雪地上。黑高个的半边脸埋在雪里，一只眼睛黑黑地盯着我，他冲我咧了咧嘴，无声地笑了，头发眉毛上沾满白色雪粉。

　　我抬头看看天，依然铅黑色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空气污染过于严重，天色又接近黄昏，我眼底的雪野，竟然开始变黑，并发出一种逼眼的亮。